第189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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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復興的先導。而北宋理學家石介也認為“孔子之《易》、《春秋》，自聖人以來未有也；吏部（指韓愈）《原道》、《原性》、《原毀》、《行難》、《禹問》、《佛骨表》、《諍臣論》，自諸子以來未有也。”而程顥、程頤也都很欣賞韓愈崇孟子、闢異端的作法，說：“如《原道》之言，雖不能無病，然自孟子以來，能知此者（指推尊孟軻），獨愈而已。”

從後來思想文化發展過程看，宋明理學正是承接了韓愈新儒家的事業，並完成了復興儒學的歷史任務，使儒家哲學達到新的高峰，再度佔據三教的首席，對此韓愈有著初倡之功。但是韓愈天生是位文學家，對於儒家理論並沒有深入的研究和體會，他自已提出的一套新儒學理論淺顯而粗疏，他是提出任務的能手而非完成任務的能手。所以蘇軾又批評說：“韓愈之於聖人之道，蓋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樂其實”，又說：“其論至於理而不精，支離蕩佚，往往自叛其說而不知。”此評確實道出了韓愈在理論上的弱點。

對韓愈深有研究的朱熹[無風注：其實我本人很不喜歡朱熹，尤其是覺得此人極端虛偽，但此處是要寫到改進儒家思想，提到朱熹也是沒有辦法的。當然我還得說明，李曜的改良儒家，並非朱熹的那一套天理人慾說。]，首先肯定韓愈“所以自任者不為不重”，但又指出韓愈“平生用力深處，終不離乎文字言語之工”，在理論上缺乏深度和建樹，“韓愈於道，知其用之周於萬事，而未知其體之具於吾之一心，知其可行於天下，而未知其本之當先於吾之一身也。”李曜對朱熹並無好感，但得承認這個話倒是對的，韓愈沒有建立起儒學新的“本體論”和“心性論”。

問題還是在於當時的中國哲學的高峰在佛教，儒家如果不認真吸收佛學“本體論”和“心性論”的思維成果，便不可能發展自己的理論，更談不上超越佛學。韓愈完全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他妄圖透過行政手段來排斥佛老，保障儒家的正統地位，而這樣的手段是不可能振興儒家的。

李曜知道，宋、明理學家也大都貶斥佛老，這是為了維護儒學的正宗和門戶，不能不製造這樣的輿論，而事實上他們相當熟悉佛學、老莊和道教，能夠將佛老的思維方式與修養方法運用於儒家哲學，既保持了儒學原有的優點，又兼有了佛老在理論上的長處，所以能夠建立新儒學體系。韓愈則不然，他對佛學的瞭解很膚淺，對佛學中國化的新潮流也相當陌生，他只一昧簡單化地排佛，這樣做既對佛教無所損傷，又對儒學的深化無益，所以他這條路行不通。

柳宗元倡言佛儒融合，主觀上說是由於他精熟儒學，兼研佛學；客觀上說是受到社會上三教合流思潮的推動。士人兼修三教或二教，僧道兼習儒學，以及士大夫與僧人道士密切交往，這是從東晉南北時起便演成風氣，至唐代此風更盛。正如柳宗元所指出的，“昔之桑門上首，好與賢士大夫遊。晉宋以來，有道林、道安、遠法師、休上人，其所與遊，則謝安石、王逸少、習鑿齒、謝靈運、鮑照之徒，皆時之選。”

而在柳宗元的時代，“服勤聖人之教，尊禮浮屠之事者，比比有焉。”僅柳文中提到的這樣人物就很多，如：為禪宗六祖慧能上疏請封號的嶺南節使馬［注：此字為“惚-心+手”。］，“公始立朝，以儒重”，而宣詔諡號之日，“其時學者千有餘人，莫不欣踴奮勵，如師復生；則又感悼涕慕，如師始亡。”；龍安禪師在湖南威望甚重，所到之處，人皆自動為他築寺，尚書裴胄、給事中李巽、禮部侍郎呂渭、太常少卿楊（？）、御史中丞房公，“鹹尊師之道，執弟子禮”；南嶽大明寺和尚惠開主律宗，“宰相齊公映、李公泌、趙公憬、尚書曹玉皋、裴公胄、狐公峘，或師或友，齊親執經受大義為弟子。”可見學佛敬僧由士大夫階層率先提倡力行，已經成為普遍的正常現象，柳宗元的嗜浮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