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9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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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迎接朱溫的下一輪攻勢。

第211章 掌控四鎮(二十)

首先感謝comet0824朋友的月票。另外說一句，這倆章對於唐朝儒、佛兩家的思想爭議著墨較多，如果讀者細看，會對本書後面即將出現的新儒學有更多的瞭解，而新儒學的理論，則是李曜今後改革的指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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隴西郡王府中偏院，賓客雲集，正在舌戰。一名五旬開外的清癯文士正侃侃而談：“說到柳河東[注：指柳宗元，其為河東人。]敬佛，其實劉賓客[注：指劉禹錫，其最後所任官職為太子賓客。]又何嘗不是如此？劉公與柳公在理政、學問之上恍如同門，且命運相連，對於佛門之態度也非常一致。劉公傾心於佛門的‘出世間法’，自謂‘事佛而佞’。多言儒佛兩家各有千秋，可以互補遞用……”

一人插話道：“裴尚書此言，某倒是未曾留意，敢問出自何處啊？”

裴尚書乃是裴贄，前段時間李曜運用其在長安的影響力——或者說震懾力——調整諸多官員職務，裴贄因與河中走得頗近，而且本人確有才學，便由御史中丞擢升為刑部尚書。

裴贄轉頭一看，說話者乃是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崔遠。

崔遠與崔胤雖偶有不和，但畢竟同榮共辱，與裴贄等親河東之家關係日漸緊張，因此裴贄也就回答得不怎麼客氣：“崔相公調理天下，想是未曾讀到《袁州萍鄉縣楊歧山故廣禪師碑》，其中便說‘素王（孔子）立中樞之教，懋建大中；慈氏（釋迦牟尼）起西方之教，習登正覺’，此二者‘輪轅異象，致遠也同功’；不過‘儒以中道御群生，罕言性命，故世衰而寖息；佛以大悲救諸苦，廣啟因業，故劫濁而益尊。’此指儒以臻治世，佛用導亂世；更何況佛門有其特殊且不可代替之功用，即‘革盜心於冥昧之間，泯愛緣於死生之際，陰助教化，總持人天。所謂生成之外，特有陶治，刑政不及，曲為調揉，其方可言，其旨不可得而言也。’某以為劉公能看到佛教有陰助教化之功用，比之韓昌黎[注：指韓愈，祖籍河北昌黎。]之見識，又高出一籌。”

李曜恰好自此處經過，聞聽此說，頗覺有理，便又聽了一會兒，才發現他們已經將“戰火”從韓愈、柳宗元燒到了劉禹錫、李翱等人。

後世對韓柳與佛教的關係，也曾有學者作出一些綜合性考察和評論，同時聯絡李翱的《復性書》來分析韓柳李三人在中國儒佛關係史上的不同作用。

李曜對於從韓柳為基點，有限延伸其同時代的其他大家，還是能夠欣然接受的，畢竟“真理越辯越明”這個說法，也算是李曜某種程度上的一個指導思想。

現在的長安，文人雅士們早已被他一手導演的“說韓柳”綁上了戰車，但凡是讀過書的人，三句不談韓柳，那是萬萬丟不起這個人的。李曜對目前這個狀態頗為滿意。

其實韓柳二位都是大家巨匠，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和影響，可以說在伯仲之間。在儒學發展史上，韓愈提倡復興儒學，其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實際上柳宗元的作用亦不可低估。韓愈提出儒家道統說，闡揚《大學》“修齊治平”的思想，恰恰符合了貴族集團調整三教關係、突出儒家正宗地位的文化戰略需要，雖一開始時不為人所理解，但不又就引起一些政治家、思想家的重視。

譬如歷史上宋代的蘇軾作《潮州韓文公廟碑》，頌揚韓愈“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說他“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評價之高，使人震驚。之所以蘇軾會給予韓愈如此高的評價，就是由於韓愈在儒學長期衰微之後能首次舉起復興儒學的大旗，把儒家學者的歷史任務鮮明地提出來，從而成為儒學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