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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說,何能逃其責邪?然皆子之愛我多,重我厚,不酌時人待我之情,而以子之待我之意使我望於時人也。’又曰:‘嗟乎,子誠愛我矣,子之所責於我者誠是矣。’試問崔相公:既稱‘子之愛我多,重我厚’、‘嗟乎,子誠愛我矣,子之所責於我者誠是矣’,此乃為師者對弟子說話的口氣嗎?”
李曜在一邊剛聽崔遠說韓愈曾將過“近李翱從僕學文”這話,正以為他是真以李翱之師自居,這時聽裴樞引用的這話,卻從稱呼到語氣卻都對李翱充滿了感激、尊敬,不但沒有把李翱當弟子,反而接受李翱的批評,似乎李翱是他的老師似的。李曜對這些掌故哪裡有崔、裴這等世家大族的佼佼者來得熟悉,聞言只能默不作聲,繼續聽他們辯論。
果然裴樞並沒指望崔遠回答,而是繼續道:“韓昌黎對李習之的尊稱、尊敬不是偶一為之,更不是一時發昏。例如,又過一年,即貞元十六年,韓昌黎在《與孟東野書》曰:‘李習之娶吾亡兄之女,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眼看就要成為他的侄女婿了,還要稱‘習之’,何解?”
這話讓崔遠聽後皺眉不語,李曜心中暗道:“其實這話可以認為是韓昌黎的謙虛、穩重,或者處事低調。不過話說回來,唐人的稱呼慣例正如李翱《答朱載言書》所說‘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韓愈如以李翱為弟子,又何須稱‘習之’呢?”
裴樞見崔遠不答,嘿嘿一笑,又道:“崔相公不答,想是嗤之以鼻?那好,某再舉一例:李習之《答韓侍郎書》中說:‘還示雲:於賢者汲汲,唯公與不材耳。此言取人得無太寬否?’這‘於賢者汲汲,唯公與不材耳’是韓昌黎在信中稱讚李習之的話,此話不僅把李習之與自己相提並論,而且稱李習之為‘公’,‘公’是何意,崔相公不至於不知道吧?”
李曜在一邊聽了,一邊心中驚訝裴樞的學問研究果然很深,一邊又覺得此人的性子確實比裴贄張狂不少。“公”的意思,李曜都清楚,崔遠自然不可能不知道。洪邁《容齋隨筆》之《續筆》卷五“公為尊稱”條有如下解釋:“尊其道而師之稱曰公”、“謂年之長者曰公”。所以裴樞這個例子找得非常準:李翱不比韓愈年長,而比韓愈小六歲,韓愈應按照唐人的規矩,也按照他自己稱呼其他後學的一貫做法,稱李翱為“足下”或“吾子”才對,現在卻稱為“公”,如此反常,讓人百思不得其解。當然,不能憑韓愈對李翱的尊稱、尊敬及接受李翱的批評就斷定李翱為韓愈之師,但可以斷定李翱絕非韓愈之弟子,尤其可以斷定,韓愈自己也絕不認為李翱是他的弟子。
崔遠這次不得不答了,只好反問:“若如閣下高論,那麼‘李翱從予為文’之語,又該如何解釋呢?”
裴樞哈哈一笑,道:“原本這個問題應當問韓昌黎,但韓昌黎的說法只會讓後人一頭霧水,某意,還是看李習之怎麼說吧。”
他捋須道:“關於李習之究竟是韓昌黎弟子還是朋友之惑,通檢《李文公集》,有四篇文章值得注意,其中三篇寫於韓愈生前,一篇寫於韓愈卒後。”
在座諸人見裴樞如此強聞博記,也不禁動容,各自肅然,聽其論道。裴樞道:“其一《答韓侍郎書》,此文是批評韓昌黎的,認為韓昌黎獎掖後進不如他自己用力,此文中直呼韓昌黎為兄:‘如兄者,頗亦好賢。’其二《與陸x書》[注:中間一字失考,可能遺失了。]是稱引韓昌黎的:‘又思我友韓愈,非茲世之文,古之文也;非茲世之人,古之人也。’其三《薦所知于徐州張僕射書》仍然是稱引韓昌黎的:‘昌黎韓愈,得古人之遺風,明於理亂根本之由。’併為張僕射未能得到韓昌黎而惋惜。其四為《祭吏部韓侍郎文》,其中有言曰:‘兄嘗辯之……乃兄之為……兄之仕宦……兄佐汴州……始得兄交。視我無能,待予以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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