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0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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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佛學和道學影響到了社會的各個方面，儒學因為缺乏系統宇宙觀論證反而日益衰弱，儒學缺乏形而上學論證的弱點也日益暴露出來。但後世學者們認為這個問題到了唐朝，得到了較好的解決。唐代文化是中國文化的黃金時代。儒家經典佔支配地位的選拔官員的考試製度，於622年重建起來。唐太宗李世民命令學者們出版儒家經典的官方版，重新校對和註解儒學。

第三階段是官方“新儒學”的形成和發展時期。佛教傳入中國後受到國人的歡迎，不斷發展壯大，同時中國土生土長的道教也在迎合國人的信仰得到了發展，人們對於形而上的出世哲學越來越感興趣。儒家受到佛道二教的影響，在儒學界也出現了性命之學（宇宙本體論）的討論。性命之學雖然在儒家經典如《論語》、《孟子》、《中庸》特別是《易經》中，都有片段的論述。可是，儒家的形而上學一般人始終是不明瞭的，即使像子貢這樣的大弟子也曾經感嘆：“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因此，對這些經典進行形而上的解釋，才能解決新時代的問題。儒學家們經過幾代努力，終於完成了對佛、道的改造和融合，創立了儒學為主，兼融佛道的新儒學，即宋明理學，使儒家文化的發展出現了第三個時期，即新儒學（理學）。

“新儒學”是在佛道二教日益發展，儒學日益受到衝擊的形勢下出現的。由於信教的群眾不斷增多，勢必消弱儒學的陣地。所以還在唐朝時，像韓愈這樣的文壇巨臂就對佛教提出了嚴厲的批判。故唐朝這個時期實際已經為理學的形成作了前期的準備。到了南宋朱熹，他成為理學的集大成者，更是嚴厲地批判佛教，讓理學取代原始儒學和原來的官方儒學成為新儒學，併成為官方的意識形態。元朝皇慶二年（1313）復科舉，詔定以朱熹《四書集註》試士子，朱學定為科場程式。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科舉以朱熹等“傳注為宗”。

“新儒學”雖然是因官方儒學受到佛道二教的衝擊而批判佛教出現的，但是它實際也脫離不了佛道二教的影響。朱熹早年出入佛、道，晚年靜居則誦經唸佛。他的老師是程頤的三傳弟子（李侗），而二程的老師是周敦頤，他則與道教、道家有重要關係。

周敦頤，字茂叔，號濂溪，諡號元公，宋營道樓田堡（今湖南道縣）人，是學術界公認的理學派開山鼻祖。《宋史·道學傳》說：“兩漢而下，儒學幾至大壞。千有餘載，至宋中葉，周敦頤出於舂陵，乃得聖賢不傳之學，作《太極圖說》、《通書》，推明陰陽五行之理，明於天而性於人者，瞭若指掌。”周敦頤的思想不僅繼承了《易傳》，而且也明顯地受到道教和道家思想的影響。

再像在北宋初期范仲淹、歐陽修和胡瑗、孫復等人首倡理學，這些人中間還有人本身就佛教的在家信徒。在北宋中期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都對發展理學做了貢獻，而這些人中，除了上述周敦頤受到道教和道家影響外，像邵雍的思想淵源於陳摶的道家思想，已成為定論，連朱熹自己也認為邵雍傳自陳摶，陳摶也有所承傳。他說：“邵子發明先天圖，圖傳自希夷，希夷又自有所傳。”

第四階段是打破程朱理學的束縛，將理學發展成為“近代新儒家”。當理學成為“近代新儒家”的思想後，儒學就漸漸脫離官方的意識形態，“新儒家”使儒學變成一種道德實踐，成為那些高尚道德追求者修身養性的行動指南。但是，後世提到“新儒家”一般是指梁漱溟、張君勵、熊十力等人所提倡的新儒學。可是，“新儒家”實際可以上溯到鴉片戰爭以來關於儒學變革的所有學說，而曾國藩處於鴉片戰爭後封建王朝的末期，他是真正意義上的“新儒家”的開創者。

有關“新儒學”這個概念，在中國現有的詞典工具書中都找不到，所以也不可能有現成的定義，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