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0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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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語詞典中卻有定義，可見有關“新儒學”的影響，對於西方的影響不比中國小，而且在近代乃至當代還出現東方不亮西方亮的情況。在英語詞典中，凡是提到程朱理學則是neo-confucianism，這個詞的意思是指稱宋代出現的、有別於先秦原始儒學、漢唐經學的一種新的儒學形態。

事實上“新儒家”的概念，英語稱為new-confucianism，這樣就把“新儒家”與“新儒學”區別開來。李曜一直認為，“新儒家”是在繼承舊的儒學（原始儒學）的基礎上與時俱進的儒學理論體系，是原始儒學的復興。

程朱理學企圖改造官方儒學而成為一種新的儒學體系，但是他們明明打倒佛道，卻又把佛道的東西融合到了他們的新儒學之中，這好像有點不符合他們自己所反覆強調的“誠”的思想範疇。並且在實際的發展過程中，雖然程朱理學作為封建地主階級新的思想理論體系，不僅對中國當時社會的發展起過好的作用，而且對於周邊國家日本、朝鮮等也曾發生相當大的影響。

但是，理學把重點放在重新解讀儒家經典的理論上面，而忽視了道德實踐，理論空談只成為那些讀書人求仕的敲門磚，理學家們變得越來越虛偽，在虛偽的掩蓋下社會也變得越來越腐敗。在人心不古、道德日益滑坡的形勢下，那些強化封建禮教、維護宗法的內容，只會成為壓迫廣大人民的工具，理學日益成為中國人民的精神枷鎖。

在這種形勢下，許多仁人志士早就開始改造理學，在糾正舊理學的偏頗的同時，提出新的儒學體系，這就是“近代新儒家”。

追溯“近代新儒家”的思想淵源，上可追溯到中國新儒學的另外一個分支——陸王心學。程朱理學將社會倫理原則上升為終極規則——理，當抽象的“理”變成了絕對的權威（存天理，滅人慾），表面上道德倫理的原則得到了提升，但人作為道德實踐主體的能動性，則遭到忽略。

南宋陸象山和明代王陽明為代表的心學一系，是在與朱熹分庭抗禮的辯論中不斷發展的。南宋時期，理學家陸九淵把“心”作為宇宙萬物的本原，提出“心”就是“理”的主張；強調“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真理”，認為天地萬物都在心中。所以他的學說被稱為“心學”。他認為窮理不必向外探求，只需反省內心就可得到天理。

陸王心學把人心作為道德主體，自身就可決定道德法則和倫理規範，使道德實踐的主體性原則凸現出來。這就彌補了朱熹理學的空談，讓道德實踐不再成為虛無縹緲的空中樓閣，啟近代新儒學“經世致用”的先端。

心學的創始人陸象山，與朱熹曾進行過多次辯論。在象山看來，由於人的本心是善良的，聖賢教人做人的道理也是清楚明白的，雖然人的本心在後天會受到汙染或放失，但只要人能夠認識到其本心中的善性，加以發揚和擴充，以之為指導去做事，就能夠行善而不作惡。所以，道德修養的功夫，不在於研究書本知識，也不需研究外在的事物，而在於向人的內心深處發掘。

基於此，象山批判朱熹的為學方法是“支離事業”，學生從中得到的只是關於儒家倫理以及聖賢言語支離破碎的知識，而在道德實踐上卻無甚益處。象山的批評點到了道學一派的要害所在，正象後人所諷刺的那樣，“孔子之言盈天下，孔子之道未見行”。在朱熹一系中，儒家的學說發展成為一種學問和知識，為學變成了做學問，而不是和個人的道德實踐結合在一起的實踐之學。

陸象山強調這個心，不立文字，求心於內，主張“六經注我”，不受儒家經典的束縛，提出“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腳”。這種修行方法，使我們想起佛教的參禪。佛教禪宗亦是強調“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所以它也不立文字，見性成佛。同時，陸王心學“萬物皆備於我”、“心外無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