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0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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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點與佛教“三界唯心，萬法唯識”的主觀唯心主義思想相類似。因此，被朱熹打倒的佛道思想在陸王心學那裡已經得到很好的融合。

實際上朱熹早年和晚年也和佛教走得很近，他的理學也來源於禪宗的啟悟。朱熹十八歲時，跟從劉屏山遊學。屏山認為他一定是個熱心科舉的人，但開啟他的書箱，裡面只有《大慧禪師語錄》一套。朱熹還常同呂東萊、張南軒拜見各方禪者，與道謙禪師關係最好，常有警醒啟發語言發表(謙師去世後，朱熹有祭文，載《宏教集》)。因此他的《學庸集註》中，所論心性，大致近似於禪意。晚年朱熹住在小竹軒中，常誦佛經，有《齋居誦經詩》。朱熹的道統思想離不開其對“四書”的闡發，而對“四書”的闡發集中體現在其所著《四書章句集註》和《四書或問》裡。

王陽明把此二書歸於朱熹的“中年未定之說”，認為到晚年朱熹已自我否定了此說。此外，朱熹的道統思想及其闡發道統的“四書”學也有不少體現在《朱子語類》裡，而王陽明亦把《朱子語類》歸於其“門人挾勝心以附己見”，認為其真實性大打折扣，與朱熹平日的觀點有許多不相符合。因此，如果作為朱熹最主要的著作是中年未定之說，那麼朱熹本人最真實的思想應當在晚年，而晚年的朱熹則誦經唸佛，這也不能說朱熹是排斥佛教的。即使作為他中年的著作以及平時散見的言論也明顯受到佛教的影響，顯然朱熹的門人為了抬高他們的道統地位，替朱熹排斥佛教的做法是屢見不鮮的。

陸象山雖然強調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但它那類似禪宗的修行並非普通人所能踐履。如果毫無約束地放縱此心，只能使人放任自流，王陽明看到了這個弊端，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觀點。

“知行合一”的做法把理論與實踐有機地統一起來，這更是曾國藩近代新儒學最顯著的特點。如何做到“知行合一”呢？第一是居敬存養。按王陽明的解釋，“居敬”便是存養工夫，亦即“存養此心之天理”。第二是省察克治。道德修養先是反省思“誠”，識得病根所在，接著要做真實切己的“克己”工夫，克除人慾，這也就是“破心中賊”。第三是事上磨鍊。道德情感和道德意識還必須在具體的道德實踐中得到實際的運用和體認，例如在事親上才能真正體會什麼是孝，在事兄上才能真正體會什麼是悌。這些做法後來也被曾國藩借鑑。

此外，追溯曾國藩近代新儒學更近的淵源還有黃宗羲與顧炎武、王夫之的思想，此三人並稱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後世常說“新儒家”是近代西方文明輸入中國以後，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條件下產生的新的儒家學派。顯然，新儒家要把“民主”和“科學”也引進自己的學說中去，這個想法在黃宗羲那裡得到了很好的落實。

就民主來說，黃宗羲正是站在儒家“民本”的立場來抨擊君主專制制度，堪稱是中國思想啟蒙第一人。就科學來說，黃宗羲自己就是數學地理學家、天文歷算學家。此外，黃宗羲更加強調了儒學必須經世致用的觀點，他認為無論是研究經學，還是史學，都要“經世致用”。在他看來，史書所載絕非僅是史料一堆，而是蘊含著“經世之業”的闡述，“凡二十一史所載，凡經世之業，無不備矣”。

顧炎武與黃宗羲一樣，在政治思想上他大膽懷疑君權，並提出了具有早期民主啟蒙思想色彩的“眾治”的主張。他提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一口號，意義和影響深遠。他嚴厲批判朱熹理學的空談，提倡經世致用，認為“君子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錢穆稱其重實用而不尚空談，“能於政事諸端切實發揮其利弊，可謂內聖外王體用兼備之學。”

王夫之（船山）是三大儒中最有特色的一位隱士，他一生不仕清朝，反清復明失敗後避居山野，甘於清貧，在無與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