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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劉仁恭父子統治幽州時期的軍隊數量,史無詳載,只能根據史籍對一些戰事的記載,推斷其軍隊之概況。光化二年正月,劉仁恭發幽、滄等十二州兵十萬,欲兼河朔。此次出征魏博,幾乎是動用了劉仁恭所有的機動部隊,但絕不是全部,因為他肯定是要留著力量防備河東與契丹的。後來又有劉守光狂言:“我地方二千里,帶甲三十萬,直作河北天子,誰能禁我!”其所言三十萬之數當然是虛言,不可盡信。但大體可以推測,劉氏政權之常規兵員應在二十萬左右。但那畢竟是劉仁恭統治十餘年之後的事了,實則如今幽州的總兵力約莫在十五萬上下,幽州城被李嗣昭二人佔據之後,將高思繼兄弟放了出來,他們登高一呼,將幽州城中守兵收降,這是其一。而各州還都留有部分兵馬防備契丹,因此劉仁恭可以動用的機動兵力也就是接近十萬,比十萬略少一點。
李曜因為心中提防遼國的興起對中原王朝造成太大壓力,所以一直想從搖籃狀態就對契丹保持遏制,於是當時他對李克用分析了這些幽州的基本情況之後,又特意將契丹擰出來單獨說了一說。
契丹之名,始見於北魏。其屬東胡族系,大概出自鮮卑宇文部別支。北齊天保四年,文宣帝高洋親率士卒,大破契丹,“虜獲十萬餘口,雜畜數百萬頭。”可見其時契丹已是人齒漸繁。隋唐以來契丹對於中央政權叛附無常,雖歷艱難曲折而不斷發展壯大。
當日李曜對李克用說道:“大王切不可忽視契丹,大王將來擒殺朱溫,為國朝中興首功之後,必將與契丹一戰!”
李克用知李曜一貫善於料敵機先,遂問契丹情況,李曜答道:“契丹,居演水之南,黃龍之北,鮮卑之故地,在長安東北五千三百里。東與高麗鄰,西與奚國接,南至營州,北至室韋。冷脛山在其國南,與奚西山相崎,地方二千里。逐獵往來,居無常處。其君長姓大賀氏。勝兵四萬三千人,分為八部,若有徵發,諸部皆須議合,不得獨舉。獵則別部,戰則同行。本臣突厥,好與奚鬥……”
李克用聞言笑道:“區區四萬兵,何足懼哉!”
李曜見他小視契丹,不得不拐著彎兒去說契丹的優勢。其實唐時契丹已是兵強地廣,但是關鍵還是到了耶律阿保機時,國勢才日益強大,至雄霸於中國北方。至於本為弱小民族的契丹何以能在唐代取得如此之大發展,這除了契丹本身的因素之外,與周圍之發展環境也有很大關係。
唐朝於東北取消防禦政策,綏撫為先,征伐為下。此舉固然是要廣諸德化,而更重要原因之一則為欲以夷狄制夷狄,如唐高祖和唐太宗便都採取了利用契丹壓制突厥的政策。另外還有一重要原因便是西北吐蕃為患,唐更無餘力經營東北。
李唐承襲宇文泰“關中本位政策”,全國重心本在西北一隅,而吐蕃盛強延及二百年之久。故當唐代中國極盛之時,已不能不於東北方面採維持現狀之消極政略,而竭全國之武力財力積極進取,以開拓西方邊境,統治中亞,藉保關隴之安全為國策。此東北消極政策不獨有關李唐一代之大局,後來五代、趙宋數朝之國勢也因此構成。唐既於東北取消防禦政策,對契丹則頗多迥護,於其幫助遠大於威脅。而從契丹本身來說,其真正之大威脅來自其東西諸強鄰,如突厥、回紇、高麗、渤海及新羅等。
幽州鎮在大唐東北防禦體系中無疑佔據重要地位。大唐前期,為防禦東北方諸族之侵擾,高宗時期曾建有一多層次的防禦體系。這一體系自東向西,自北向南,分設有安東都護府以鎮撫高句麗舊地;營州都督府以押兩蕃和靺鞨;幽州都督府則防禦突厥及兩蕃。此體系中,營州都督府為防禦奚、契丹及其他諸外族南下的實際前沿重地,但自武周萬歲通天元年(696年)契丹李盡忠、孫萬榮之亂,營州羈糜府州體系毀於戰火,此防禦體系遭到破壞,此後營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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