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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會要·宦官傳》說:時關中寇亂初平,國用虛竭,諸軍不給。令孜請以安邑、解縣兩池榷鹽課利,全隸神策軍。詔下,河中王重榮抗章論列,言使名久例隸當道,省賦自有常規。令孜怒,用王處存為河中節度使,重榮不奉詔。令孜率禁兵討之,重榮引太原軍為援,戰於沙苑,禁軍大敗。京師復亂,僖宗出幸寶雞,又移幸山南,方鎮皆憾令孜生事。

這說的是:光啟元年,宦官田令孜與河中節度使王重榮爭奪鹽利,以致引起朝廷和藩鎮間的戰爭。但此事上,各史料所記微有不同。《紀》和《會要》稱田令孜是要求將鹽利依“廣明前舊事”、“廣明故事”隸鹽鐵使(應即指度支)而轉用供軍,傳則謂其請以兩池鹽利直接“隸神策軍”。從田令孜生事是因“親軍闕供”分析,此事在後者更順理成章。《資治通鑑》記光啟元年“夏四月,令孜自兼兩池榷鹽使,收其利以贍軍。重榮上章論訴不已,遣中使往諭之,重榮不可”,與此正相吻合。田令孜以神策軍而兼兩池榷鹽使,是為宦官干預鹽政之最。不過就重榮所言“使名久例隸當道”和其他記載表明,唐廷以河中節度使領鹽池,及由宦官居中干預,都不是始於此際而是其來有漸。

早在乾符四年,王仙芝、黃巢進陷沂州、鄆州等地,並攻圍宋州。受其影響,陝州、河中相繼發生軍亂。河中的軍亂應是其地不安定的開始。朝廷遂以竇璟鎮之,次年九月,復以戶部尚書判戶部李都同平章事兼河中節度使。與此同時,兩池的管理也發生相應變化。《舊五代史·李襲吉傳》說:襲吉,乾符末,應進士舉。遇亂,避地河中,依節度使李都,擢為鹽鐵判官。

李襲吉當年就曾被擢為鹽鐵判官,說明這時的榷鹽使已由李都兼任。唐廷以節度使兼掌鹽池,大約是藉助其兵力以保護鹽池,這種情況也許是自竇璟即開始了。但既以地方掌鹽利,與中央的關係將如何協調呢?

其實很簡單:由宦官任副使。比如宦官吳承泌充“解縣催勘副使”是在乾符之末,正與竇璟李都等任使同時。“催勘”的意義是對榷鹽使應上繳的鹽利加以催促、檢稽,這是對節度使主掌鹽利實行監督的作法。吳承泌是朝廷的代表,換言之是勾通藩鎮與朝廷關係,以保證鹽利無失的人物。吳承泌的任使,也許是宦官直接操縱掌管鹽利之始。他的任使是從乾符末一直到“蒲帥王重榮盡佔鹽租”之前。甚至在“關河失守”僖宗幸蜀之後,他所催徵得的鹽利還被用為“傳檄諸道”、“責官司奔問之儀”的本錢和號召,並被用於供給易定節度使王處存勤王的軍隊。由此可見,在黃巢亂軍佔領長安之前,朝廷仍能基本擁有鹽池之利,只是這時的主掌者已不是度支隸屬下的榷鹽使,而鹽利的獲取實際上已需轉借藩鎮之力和宦官之手。

進一步的變化是在王重榮任河中節度使之後。廣明元年十一月,王重榮以河中都虞候作亂,不久即得到朝廷承認,命為留後,次年四月覆被詔命為河中節度使。重榮任留後及使同時,大約即“盡佔鹽租”,故田令孜請兩池鹽利,有“廣明故事”之說。《資治通鑑》綜合諸史料,稱廣明元年黃巢入華州,“河中留後王重榮請降於賊”,但不久即發兵相拒:黃巢遣使調發河中,前後數百人,吏民不勝其苦。王重榮謂眾曰:“始吾屈節以紓軍府之患,今調材不已,又將徵兵,吾亡無日矣!不如發兵拒之。”眾皆以為然,乃悉驅巢使者殺之。

王重榮抗拒黃巢,正是因其不欲將鹽利供黃巢隨意索取。此後王重榮與王處存結盟,營於渭北,但仍不足以抵抗,故始有與沙陀李克用軍的初次聯合。《資治通鑑》記載其事曰:

黃巢兵勢尚強,王重榮患之,謂行營都監楊復光曰:“臣賊則負國,討賊則力不足,奈何?”復光曰:“雁門李僕射,驍勇,有強兵,其家尊與吾先人嘗共事親善,彼亦有殉國之志;所以不至者,以與河東結隙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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