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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氣”,只得棄城撤往襄陽。亂軍進至潼關時,王鐸又參加了攔截亂軍的行列。中和二年正月,僖宗正式任命王鐸為侍中、兼中書令、滑州(今河南滑縣)刺史、義成軍節度使,充諸道行營都統,率三萬兵馬,屯於周至,移檄天下,擺開了與亂軍決戰的架勢,又徵召李克用的沙陀兵,對黃巢亂軍實行圍剿鎮壓。在官軍的長期包圍下,亂軍的處境日益困難,中和三年三月被迫撤出長安。王鐸指揮官軍收復京城,因功進封為晉國公。
就在王鐸大功告成之際,宦官田令孜欲使功出於己,於是在唐僖宗面前說了王鐸的許多壞話,使王鐸的相職再次被罷,並從前線調回,令他以義成節度使(駐地今河南定陶)還屯河南。中和四年,王鐸又被改任為義昌(駐地今河北滄州)節度使,當他行至高雞泊(今山東恩縣境內)時,遭到了魏愽節度使樂彥禎之子樂從訓的伏擊,王鐸及家屬佐吏盡皆遇害……
原本,話說到這個份上,王鐸基本上算是被李曜平反了,縱然王鐸的指揮作戰的確不怎麼樣,江陵失守顯然有著王鐸的責任。但是說話是一門藝術,按照李曜這樣的說辭,也未必說不通。畢竟當時王鐸手中的兵力,與銳氣正盛的亂軍交戰,確實比較困難,而且一旦江陵戰敗,對於軍心的挫動也確實很大。再有一個原因就是,一旦王鐸在江陵戰敗,朝廷當時可以用於抵擋亂軍的兵力,勢必更加捉襟見肘。這麼說來,王鐸的棄城而走,也可以用後世著名的一個詞來表述:“轉進”。
這事情,一旦要這麼分析,那就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了。
平反到了這個地步,按說已經夠了,但李曜偏偏還嫌不足,又道:“至於方才敬尚書說昭範族公一門三相僅僅是因為姓王,乃借我太原王氏之力,此論實是大謬不然。勤奮好學,才是一門出三相之關鍵。王播、王炎、王起三兄弟的曾祖父王璡,乃是嘉州司馬;祖父王升,曾任咸陽令;父親王恕,任揚州倉曹參軍,家資原因殷實,但由於年幼喪父,家中並不寬裕。是以大郎王播為了求取功名,不得不到揚州昭惠寺木蘭院寄食,故有了‘飯後鐘’的尷尬境遇。然則他們並不氣餒,相互激勵,奮發圖強,是以王播、王起先後於貞元十年、十四年擢進士第,王炎也於貞元十五年登進士第,一門三進士,名噪一時。大詩人白居易曾贊曰:‘昆弟三人,不十年而五登甲科,時論榮之’。王炎之子、昭範族公王鐸,也是靠自己的努力,於會昌初年考中進士的。”
李曜朝西(長安方向)拱了拱手,又道:“再有便是,忠君敬業乃是三相的做官原則。王播、王炎、王起三兄弟及王鐸、王式、王鐐等人進入官場之後,都能做到忠君敬業,敢於直言,清正廉潔,不斂私財,為國為民辦了許多實事,對朝廷都作出了重要貢獻。如王播,兼任鹽鐵轉運使多年,為朝廷積累了大量的財富,使朝廷對淮西用兵三、四年而‘兵得無乏’。‘自淮南入朝,進大小銀碗三千四百枚,綾絹二十萬匹’。王播雖然手握國家財政大權,但本人並不斂私財,其弟王起為臣時貧不能自存就是例證。
王起任中書舍人時,曾多次上疏勸諫穆宗不能耽於郊遊,要以國事為重。他任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使時,當地蝗災氾濫,米價騰貴,為了平抑米價,他‘嚴誡儲蓄之家,出粟於市,隱者致之於法’,市面糧價得以穩定,使百姓順利度過了饑荒。
至於昭範族公王鐸,更是在巢賊之亂已成燎原之勢的情況下,在宰相位上,兼領荊南節度使、諸道行營兵馬都統,率軍與黃巢亂軍周旋,最終指揮官軍打敗了黃巢亂軍,收復了京城長安。當然,‘三相’為官時雖然忠君敬業,為朝廷作出了貢獻,但由於朝中黨派之爭非常激烈,仕途也不是一帆風順的,受到的排擠打擊,有時是難以想象的,‘三相’中的王播、王起都能透過自己的勤奮和努力,不斷地化解矛盾,逐步取得皇帝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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