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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謀利&rdo;云云。

我們在這裡觸碰到了一個對於社會心理學家而言很有吸引力的議題：這一時期發生的兩個片段在集體記憶中的重疊。這片領土兩次被佔領，1939年被蘇聯紅軍，1941年被德國國防軍；在現有的敘述記載中，這兩段被佔領的記憶互相交纏。簡言之，猶太人對入侵的蘇聯紅軍的熱烈回應根本不是一個普遍的現象；縱觀1939‐1941年間猶太人與蘇軍之間的協作，我們並不能從中得出結論說這是獨屬於猶太群體的行為。5另一方面，顯而易見，當地的非猶太民眾卻在1941年熱烈地歡迎了入侵波蘭的德國國防軍，並普遍與德軍合作，其中甚至有屠殺猶太人的行動。

因此，當地的非猶太民眾在他們的敘述中，似乎將自己在1941年對德軍的態度（這一點始終是個禁忌，在波蘭史學中從未被研究過）投射在了1939年的猶太人身上，認為後者當時也是這樣公然歡迎蘇軍的。芬克什塔因的證詞中提到了拉茲沃夫的波蘭民眾接待德軍的場景，這段敘述讀起來像極了廣為流傳的關於加利西亞猶太人在1939年接待布林什維克黨人的故事。

米索雷夫上校稱，蘇聯軍隊曾從波蘭地下活動者中招募與他們合作的秘密警察，這一點也在勞丹斯基的傳記（自傳）中被證實了，這段歷史又怎麼解釋呢？有沒有可能，這是這個時代一個普遍現象的縮影？做出妥協而與一個專制政權合作的人，是否也會成為下一個接管這片地區的專制政權的合作者？這樣的人很有可能從一開始，就對新統治者及其政策表現出熱情友好的態度，以此提前博取當權者的信任，以防他們為前任政府服務的事情暴露。除此以外，他們同意協作還有可能是因為，一旦他們過往的個人記錄被新政府查到，他們就成了對方威脅勒索的最佳目標。讓我們重申一下，納粹黨，根據德國政治哲學家埃裡克&iddot;沃格林（eric voel）的說法，是一個不斷挖掘人類邪惡本能的組織‐‐不僅因為它將&ldo;烏合之眾&rdo;（rabble）拔升到掌權的位置，還因為&ldo;簡單的人，只要社會還是一個有序的整體，就仍然是正直、文明的人，但一旦哪裡出現騷動和混亂，社會組織潰散，他們就會暴走，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rdo;。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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