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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受害者的&ldo;聖地&rdo;，每個家庭都有其關於處決、監禁和流放的可怕故事。我們要如何將波蘭‐猶太關係的歷史原原本本地融入這幅圖景中？畢竟，耶德瓦布內案不是一個獨立的事件‐‐儘管它可能是所有波蘭人殘殺猶太人事件中最極端的案例之一（人們一定希望它就是最極端的，沒有之一）。這就促使我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一個擁有獨特的集體身份認同的群體，有可能同時成為受害者和施害者嗎？

在後現代世界中，此類問題的答案很簡單‐‐當然是可能的。不僅如此，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集體經驗的問題，已經有了類似的答案。當同盟國最終攻下德國，並&ldo;發現&rdo;了集中營，他們努力地對抗每一個瞭解納粹暴行的德國人，這成為他們去納粹化運動（denazification capaign）的一部分。德國公共輿論對此做出的回應出人意料：&ldo;可憐的德國&rdo;（ars deutschland）。2這就是德國在戰時犯下罪行的訊息在德國社會中產生的迴響：世界將會因為納粹黨的所作所為而痛恨我們。德國民眾中很容易就會產生一種&ldo;受害感&rdo;（victiization），因為這種感覺，在某種意義上，會減輕他們對戰爭和無數受難者所遭遇之痛苦的責任。

但是，這種對互相矛盾的敘述的堆砌，往往會引起衝突和爭辯。為瞭解釋這一點，我們可以特別留意德國發生的一場持久的公共論戰，那次論戰因一個關於猶太大屠殺中的德國國防軍（vernichtungskriegverbrechen der wehracht1941bis1944）的攝影展而起，該展覽由漢堡社會研究所主辦。每個適齡的德國男性都應服役於國防軍，（根據目前公眾的共識）這支軍隊本不應該參與屠殺猶太人的暴行。顯然，德國歷史學家都知道這支軍隊參與了這些暴行，因此也在他們的研究和著作中如實記錄了。儘管如此，廣大民眾並沒有做好準備來接受這些完全顛覆了他們固有認知的證據。波蘭公眾對自己在&ldo;二戰&rdo;期間的受害者身份深信不疑，其&ldo;受害感&rdo;已根深蒂固，在這種情況下，他們還能從容地、自然地接受波蘭人也該為那段時期各種惡行負責的事實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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