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頁

請關閉瀏覽器的閱讀/暢讀/小說模式並且關閉廣告遮蔽過濾功能，避免出現內容無法顯示或者段落錯亂。

在耶德瓦布內事件之後，人們就再也不能用這種虛偽的套話來敷衍戰時波蘭‐猶太關係的問題了。的確，我們必須重新思考的不僅僅是戰時的波蘭歷史，還有戰後的；我們還應該重新評估某些已經被廣泛接受的重要議題：對那些年月里人們的態度、官方的制度以及後果的解釋。

首先，我認為我們應該改變我們對這個時期的材料的詮釋方法。在分析倖存者的證詞時，我們對他們所提供證據的評估的立論前提，應該從一種先驗的批判轉為一種本能性的肯定。在發現某份證詞的具有說服力的反證之前，我們應承認其內容為事實；只有透過這種方式，我們才能避免在採用相反的方式詮釋材料時可能犯下的錯誤。所謂&ldo;相反的方式&rdo;，是指在我們為證詞內容找到中立的第三方確認之前，始終對其抱有謹慎的懷疑主義態度。災難越深重，倖存者越稀少。我們必須去傾聽來自深淵的孤獨聲音，比如在耶德瓦布內猶太人紀念冊出版前，瓦瑟什塔因提供的證詞，或者是芬克什塔因關於拉茲沃夫猶太大屠殺的證詞。

在某種程度上，我是根據自己的經驗提出觀點的。正如我在本書開頭所言，我花了四年時間來理解瓦瑟什塔因在他證詞中想要傳達的資訊。但我們可以從以下兩方面得出相同的結論：一方面，在找到反證之前，我們應該承認猶太人關於受到當地民眾暴行欺凌的證詞為真；另一方面，在波蘭史學研究中，他們對波蘭裔族群參與殺害波蘭猶太人隻字未提，故而這個結論已不言自明。有大量檔案可以證明，對證詞的研究是極為重要的。僅在華沙的猶太歷史研究院，我們就能找到超過7萬份證詞，它們都是在戰後立即向大屠殺倖存者收集而來的；這些證詞提供了大量的證據，證明波蘭人相互勾結密謀，參與殺害他們的猶太鄰人。但這些證詞基本上只來自那些有非常&ldo;令人難以置信&rdo;的故事可說的倖存證人‐就如瓦瑟什塔因和芬克什塔因一樣。因此，我極力主張放下我們的懷疑。

然而，我們如此迫切地需要改變詮釋材料的方法，歸根結底並不是因為我們（作為研究那個時期的史家群體）的專業技能有所欠缺。關于波蘭猶太大屠殺這起我們無可迴避的事件的所有證據，都有一個內在的特徵，方法論上的規則應該以這個特徵為基礎而產生。

我們‐‐透過證人所說的事實‐‐所瞭解的大屠殺，在納粹統治下猶太人的遭遇裡，並不具有代表性。我們所瞭解到的，都是一些&ldo;有偏差&rdo;、有傾向性的證據：這些故事都有較為圓滿的結局。因為講故事的人都極為幸運‐‐他們活了下來。即便是未能倖存的證人做出的陳述也是如此‐‐因為這些陳述因敘述者的死亡中斷，而敘述者留下的往往只是他們願意說的部分。我們所能掌握的材料，只是敘述者生前寫下的東西。然而，關於&ldo;黑暗之心&rdo;（亦即他們經歷中最為本質的東西）、關於他們最終的背叛、關於戰前90 波蘭猶太人遭受的苦難，關於這些事情的細節，我們都永遠無法瞭解了。這就是為何我們必須逐字逐句地分析我們所能利用的所有資訊碎片，因為我們非常清楚，相比現有的、基於倖存者提供的證據而對大屠殺進行的描述，真正發生在猶太群體身上的悲劇只會有過之而無不及。

有可能同時成為受害者和施害者嗎？

在所有社會中，戰爭都是一種可以創造傳說的經歷。然而，在東歐、中歐和南歐，戰爭不斷為一些生動的、往往極其可怕的合法敘述提供著素材。關於&ldo;二戰&rdo;期間，集體的、民族的殉道史的記憶（確切來說，是一些符號），對于波蘭社會在20世紀的自我認知至為重要。1每座城鎮都有紀念恐怖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