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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在猶太民族的集體記憶中，當地波蘭人殺害猶太人是因為他們自己想這麼做，而不是迫於無奈才如此，這個印象已經根深蒂固，那麼猶太人必然會認為，波蘭人該為他們的所作所為付出相應的代價。一個身穿制服的劊子手在執行命令時，終歸是一名國家公職人員，人們甚至可能會假定他對自己所服從的命令是持保留態度的或是不認可的。然而，對一個自願殺害另一個人的平民而言卻不是如此‐‐這樣的作惡者毫無疑問，只能是一個殺人犯。

整個&ldo;二戰&rdo;期間，波蘭人在與猶太人的頻繁互動中不斷傷害他們。這不僅僅是指人們在對那個時期的回憶中所強調的屠殺。你可能會記得，在今日波蘭最傑出的文學評論家之一米哈烏&iddot;格沃維恩斯基（i插ł głoski）所寫的令人震撼的回憶錄中，有一篇自傳式散文《點心店裡過去的一刻鐘》，文中描述的一些婦女就是對此的一個很好的說明。德國侵佔波蘭時期，格沃維恩斯基還是一個小男孩。某天，他的一個姑姑把他獨自一人留在華沙的一家小咖啡館裡待了15分鐘；她哄他在桌前坐好，桌上有一塊點心，她則出去打了幾個電話。姑姑一離開咖啡館，這個年輕的猶太男孩兒就成了眾矢之的，所有人都對他投去審視的目光，還有一大群婦女不斷質問他，她們本可以不打擾他的。2在這則逸事與耶德瓦布內屠殺事件之間，我們可以想像得到波蘭人與猶太人之間的所有交集，儘管場合、情景各有不同，但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都隱含著對猶太人而言致命的後果。

在反思那個時代時，我們絕不能將責任推卸給集體。我們必須要有足夠清醒的頭腦，才能記住，要為每一起殺戮負責的，只是某一個或某一群特定的兇手。但我們可能不得不去調查，是什麼使一整個民族（比如&ldo;德國人&rdo;這個詞所代表的共同體）能夠犯下這些罪行。或者，這些暴行會被暫時甚至徹底遺忘嗎？我們能隨意地從一個民族的遺產中挑選我們喜歡的東西，並宣佈其為唯一的傳統嗎？還是說恰恰相反：如果人與人之間果真有精神的羈絆‐‐我能想到的是某種紮根於世代共通的歷史經驗的民族自豪感‐‐他們難道不該為這樣一個&ldo;想像的共同體&rdo;的成員所犯下的罪惡負責嗎？今天，一個德國青年在思考自己作為一個德國人的身份時，能忽略他的國家在那12年間（1933‐1945）的所作所為，能忽略他祖先的歷史嗎？

即便在構建民族身份的過程中，人無可避免會做出一些選擇（一個人不可能將&ldo;所有事&rdo;都刻入自我形象中，因為沒有人知道&ldo;所有事&rdo;，況且，不論在什麼情況下，就算出發點是好的，要回憶一切也是不可能的），但就此‐‐為了保持真實‐‐而出現的集體身份（llective identity）的疆界，也必須永遠保持開放狀態。任何人在任何時間，都應有權挑戰這種身份的結構，應有權質問某起事件，或一系列的事件，或自先祖歷史中的一個時代是如何融入一個民族的&ldo;自我形象&rdo;設定中的。

通常來說，集體性的身份認同來自一些特殊的、驚人的或異乎尋常的事件中。換句話說，集體身份是由超越常規的、異常的行為構建起來的。雖然他們只是區區個體，是某個弗萊德里克，某個簡，或某個米科瓦耶，某個確實參與了事件的人，但作為集體身份的組成部分，他們也都屬於那個集體性的&ldo;我們&rdo;。因此波蘭音樂理所當然會為&ldo;我們的&rdo;蕭邦驕傲；波蘭科學為&ldo;我們的&rdo;哥白尼驕傲；波蘭認為自己是&ldo;基督教的堡壘&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