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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猶太大屠殺研究的更廣泛的背景下，本書不應該被簡單地置於一個功能主義‐意向論的層面。本書偏離了這種理論模式，該模式在近年的大屠殺歷史學研究領域內被模糊化了，被歸為另一種專門抨擊&ldo;犯罪者‐受害人‐旁觀者&rdo;坐標的研究範疇，&ldo;直到最近才得到學界一定的注意&rdo;。12但這本書也證明瞭，這些範疇的界限都是模糊不明的，它提醒我們，大屠殺過程中的每一個片段都有其獨特的情景動力學（situational dynaics）。這一點並非無關緊要，因為它意味著，在每一個片段情節中，其場景中的不同演員都會做出許多特定的、獨立的判斷，他們對劇情的走向和結果造成了決定性的影響‐‐我認為，在這方面，還有更多深入的研究能證明耶德瓦布內的悲劇並不是個案。因此，我們至少可以設想，如果那些&ldo;演員&rdo;當時做出了不一樣的抉擇，那麼更多的歐洲猶太人就有可能在戰爭中倖存。

然而，在一個十分重要的層面上，本書卻是一本很典型的關於大屠殺的書。因為不像有關其他問題的歷史研究，關於大屠殺，我的結論是開放式的。換言之，讀者在結束閱讀時，恐怕不會得到知識獲取上的滿足感；我在完成寫作時，也同樣沒有這種感覺。寫到最後一頁的時候，我無法對自己說出&ldo;嗯，我現在能理解了&rdo;這樣的話，我想我的讀者也不會。

當然，在寫書的過程中，你必須做出闡述和分析，就好像你有可能理解一樣，還要在書中囊括一些一般性的、解釋性的史料內容。但我認為，在故事的結尾我們必須提出疑問‐‐這樣如何？那樣如何？‐‐這是深入這個題材之骨髓的特質。同樣，在直面大屠殺時，能緩解我們的不安和痛苦的唯一方法，就是不斷提出這些似乎永無窮盡的問題，如此我們才能繼續尋求答案。因此，大屠殺實則是人類從其經驗中吸取教訓的一個起點，而絕非終點。我們永遠也不會&ldo;理解&rdo;大屠殺為何會發生，但我們必須明白，它的前因後果牽動著歷史。在這個意義上，大屠殺已然成了一起揭示現代情感的功能性事件，也將永遠是反映人之境況的重要議題。

注釋

1海達&iddot;科瓦莉（heda argoli kovály，1919‐2010），捷克作家、譯者，出生於布拉格。1944年與父母一同遭納粹逮捕、關押進奧斯維辛集中營，她的父母被送入了毒氣室，而她則被轉送往他處做苦工。科瓦莉著有回憶錄《在一顆殘酷的六芒星下：1941‐1968年在布拉格的生活》（under a cruel star – a life prague1941–1968）等。‐‐譯者注（後文中所有頁下注皆為譯者注，不再另做說明。）

事件梗概

1949年1月8日，在耶德瓦布內，一個距離沃姆扎（Łoża）‐後者位於波蘭歷史悠久的省份馬佐夫舍（azowsze）‐‐約19公里的小鎮，安全警察扣押了15名男子。我們在一份檔案中找到了他們的名字，這份檔案有個不祥的標題：&ldo;清算報告&rdo;（raport likwidacyjny）。它和許多所謂的&ldo;控制‐調查&rdo;檔案（aktakontrolno-śledcze）存放在一起，由安全警察保管，以便監控他們在每項調查中的進度。1在被抓捕的人中，小農和季節工佔多數，還有兩名鞋匠、一名泥瓦匠、一名木匠、兩名鎖匠、一名信差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