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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論仙》篇論及死生問題時謂:“吾子乃欲延蟪蛄之命,令有曆紀之壽,養朝菌之榮,使累晦朔之積,不亦謬乎?”其中“蟪蛄”與“朝菌”的形象,即來自於《莊子·逍遙遊》“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句,用以形容生命短暫。又如,葛洪在批駁反對神仙信仰之人時謂:“夫聰之所去,則震雷不能使之聞,明之所棄,則三光不能使之見,豈輷磕之音細,而麗天之景微哉?而聾夫謂之無聲焉,瞽者謂之無物焉。??況告之以神仙之道乎?”葛氏以聾盲之人不知震雷三光來比擬心識不明者因自身領悟力有限而不能理解神仙之術的真實存在。此譬喻借用了《莊子·逍遙遊》篇“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的論說方式,說明不能理解神仙之術是因為自身的侷限,而不能因此否定神仙之術的真實存在。可見葛洪論述重要的道教理論時,常以“碎用”的形式,承襲《莊子》言辭與其論說方式,只是稍加敷演鋪陳而已。

此外,葛洪在塑造道教理想人物時,亦採用“碎用”的方式,使其更具形象性和感染力。葛洪在描述本飄渺無跡的神仙時,承襲了莊子對“神人”等理想人格的形象化描寫。比如葛氏認為上乘得道者“乘流光,策飛景,凌六虛,貫涵溶。??逍遙恍惚之中,倘佯彷佛之表。”此種絕對自由的狀態,正是莊子所謂“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的無待逍遙之“至人”“神人”“聖人”。葛氏所謂次等得道者“能肥遁勿用,頤光山林??養浩然之氣於蓬蓽之中”。此種居蓬蓽之中,而能不改其樂的形象,與《莊子》中衣大布過魏王的莊子、環堵蓬戶的原憲等得道者的形象也極為神似。

葛洪對《莊子》的“碎用”,更深層次的體現對其道教理論體系中極其重要的哲學概念的闡述中。葛氏不僅繼承了《莊子》哲學概念的核心內涵,還沿用了莊子的文辭及論說方法。如葛洪《暢玄》篇對“玄”所作定義:玄者,自然之始祖,而萬殊之大宗也。眇眜乎其深也,故稱微焉。綿邈乎其遠也,故稱妙焉。其高則冠蓋乎九霄,其曠則籠罩乎八隅。??乾以之高,坤以之卑,雲以之行,雨以之施。胞胎元一,範鑄兩儀,吐納大始,鼓冶億類,迴旋四七,匠成草昧。??增之不溢,挹之不匱??故玄之所在,其樂不窮。玄之所去,器弊神逝。

葛氏認為從抽象而弘大的“元一”“兩儀”到具體而微的“草昧”都是“玄”的外在體現。“玄”深遠微妙非眼目知識所能企及,人之於“玄”只能感悟和順應。在葛洪的道教理論體系中,“玄”包含了莊子所謂“道”的概念是宇宙的絕對本體。

葛洪定義的“玄”與《莊子》對“道”的表述極為相似。《莊子·大宗師》篇謂:“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道)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葛洪謂玄“高則冠蓋乎九霄,其曠則籠罩乎八隅”,“乾以之高,坤以之卑”,其意正與《莊子》類似,都是以時空的無限來形容道的本體地位。同時,葛洪採用描述的方式論說玄的深遠微妙,辭采富麗豐贍,極盡鋪陳敷演之能事,其論說方式亦與《莊子》一脈相承。

神仙方術自秦漢以來延綿不絕,到了東漢末年又為原始道教所汲納,隨著道教的不斷發展,其內在的理論訴求不斷加強,而此類方術往往存在術則有餘、理論不足的缺點。葛洪《抱朴子內篇》在東晉時期對《莊子》的接受,正是從對《莊子》文字的“碎用”及其論說方式的承襲出發對道教理論體系進行了系統的完善。

二、對《莊子》基本哲學概念的化用與改造

葛洪整個道教理論體系的基礎來自於其繼承自老莊的以“道”為宇宙本體的哲學思想。“道”比較清楚的概念至晚在《老子》中已經提出,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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