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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1941年4月9日法國佈雷斯特
去施坦因家上課的時間是晚上7點,放學後娜塔莉沒有回家,而是在學校食堂吃了晚飯,又批改了一會兒學生的作業,才在6點半左右騎腳踏車出了校門。
天色漸漸暗下來,街道上的人們形色匆匆,趕在回家的路上。娜塔莉慢慢地騎著腳踏車,看著這些行人,想起戰前,其實也就是一年多前,自己在荷蘭平靜的生活,那時自己也是象這樣的一個海濱小城的中學老師,教英語和法語,偶爾也會給孩子們用俄語念念普希金和萊蒙托夫,每天下午放學前,是孩子們的笑話時間,每個學生都會負責其中一天的笑話,所以幾乎每天他們都會心情舒暢地離開學校。
而現在……比如今天交上來的學生作業是對元首的頌歌,這些法國孩子在老師的要求下,用不熟練的德語表達對元首和國家社會主義的熱愛。雖然對於娜塔莉來說,批改這樣的作業只是逢場作戲,她相信學生們也是言不由衷,但看了幾篇之後,她還是覺得噁心。
畢竟人不是機器。
這種感覺影響了她的心情,這份討厭的工作不知道還要幹多久,雖然是個完美的掩護身份。
前面是一段上坡,礫石鋪就的街道,騎車上去有點費勁。她將身體離開了車座,藉助體重用力地踩踏板。腳踏車以Z字形緩緩爬坡,她的小腿開始感到輕微的痠痛。
忽然娜塔莉覺得腳下一空,腳踏車不再往前,而是加速往後滑去,伴隨著嘩啦啦的金屬在石頭上拖動的聲音。又掉鏈了,她懊喪地想,用力把兩個把手上的剎車都捏緊。腳踏車停住了,左臂一陣劇痛,讓她差點哼出聲來。左臂的槍傷基本算是痊癒了,但是用力時還會覺得痛。這些天為了掩蓋身上的藥味,她噴了更多的更濃烈的香水,好在她之前就是以看病為由請的假。
娜塔莉穩住腳踏車,俯身檢查鏈條,這回不是掉了,而是乾脆斷了。法國的工業品就是不行,她心想,難怪被德國人一打就投降了。她把腳踏車推到旁邊,在一堵牆上靠好,嘗試把鏈條重新接起來。
她蹲在腳踏車邊,徒勞地擺弄著鏈條,一根連線兩節鏈子的插銷掉了,她彎腰在剛才感覺掉鏈的的地方找了半天,也沒找到那根小小的金屬條,畢竟天已經半黑了。她無奈地站起來,看著自己手上沾著的黑乎乎的油汙,一臉的無助。
小街上的行人仍舊匆匆地擦身而過,沒有一個人,尤其是沒有一個男人會停下來幫助她,哪怕是過問一句,反而有些人看著她,臉上是掩飾不住的幸災樂禍。其中一個戴鴨舌帽的中年男人也騎著一輛腳踏車,從她身邊經過時,有一刻似乎是要停下來施以援手的意思,卻忽然象是意識到了什麼,又奮力地踩著踏板加速從她身邊經過。
她知道這全拜身上的德國女教師的藍灰色制服所賜。教師,也是德意志精神的輸出力量,學校要求所有教授德語和思想政治的老師,必須穿統一的制服,佩戴醒目的德國教師徽章,如果是**黨員,還必須佩戴**黨的黨徽。所以,沒有一個法國人願意來幫她。
娜塔莉看看手錶,差15分鐘就7點了,看來今天一定遲到了。她只能搭電車再走上一段,那樣至少要20分鐘的時間,她必須給施坦因夫人打個電話。
她推著腳踏車,找到一家雜貨店,堆上笑容請一臉漠然的店老闆幫她照管一下腳踏車,明天她會來拿。然後又借了店裡的電話。
電話響了很久都沒人來接,她估計施坦因夫人是在吃飯,而辛斯卡婭也正忙著。
電話通了,接電話的是個男人,是施坦因官邸的勤務兵。他簡短地問有什麼事,娜塔莉請他轉告夫人她要晚一會兒到,並表達了歉意。勤務兵嗯了一聲,掛了電話。
打完電話,已經快七點了,娜塔莉小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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