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魏晉南北朝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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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自覺的標誌，從人物品評到文學品評，從文體辨析到總集的編輯，文學理論體系的建立。

新的文學思潮，魏晉南北朝的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相對於文學創作異常地繁榮。

（曹魏）曹丕《典論·論文》、（西晉）陸機《文賦》、（梁）劉勰《文心雕龍》、（梁）鍾嶸《詩品》等論著以及（梁）蕭統《文選》、（陳）徐陵《玉臺新詠》等文學總集的出現，形成了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的高峰。

從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的論著中，可以看到一種新的文學思潮，這就是努力將文學從學術中區分出來，進而探尋文學的特點、文學本身的分類、文學創作的規律，以及文學的價值。

在漢代，儒家詩都佔統治地位，強調詩歌與政治教化的關係，詩歌被視為“經為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詩大序》）的工具。

至於詩歌本身的特點和規律，並沒有引起應有的重視。魏晉以後，詩學擺脫了經學的束縛，整個文學思潮的方向也是脫離儒家所強調的政治教化的需要，尋找文學自身獨立存在的意義。

這時提出了一些嶄新的概念和理論，如風骨、風韻、形象，以及言意關係、形神關係等，並且形成了重意象、重風骨、重氣韻的審美思想。

詩歌求言外之意，音樂求弦外之音，繪畫求象外之趣，各類文藝形式之間互相溝通的這種自覺的美學追求，標誌著一個新的文學時代的到來。

魏晉南北朝的文學創作，就是在這種新的文藝思潮的影響下展開的，同時它也為這種文藝思潮提供了賴以產生的實踐依據。

這個時期文學創作的一個顯著特點是：服務於政治教化的要求減弱了，文學變成個人的行為，抒發個人的生活體驗和情感。

賦，從漢代的大賦演化為魏晉南北朝的抒情小賦，便是很有代表性的一個轉變。

五言古詩，在漢末蓬勃興起。南朝梁昭明太子蕭統的《古詩十九首》，被後人奉為圭臬。

此後曹植、王粲、劉楨、阮籍、陸機、左思、陶淵明、謝靈運、鮑照、謝朓、庾信，雖然選取的題材不同、風格不同，但走的都是個人抒情的道路，他們的創作也都是個人行為。

其中有些政治抒情詩，抒寫政治生活中的憤懣不平，也並不帶有政治教化的目的。

至於梁陳宮體詩，雖然出自宮廷文人之手，也只是供宮廷娛樂之用而已。

詩人們努力的方向在於詩歌的形式美，即聲律、對偶、用事等語言的技巧，以及格律的完善。

正是在這種趨勢下，中國的古詩得以完善，新體詩得以形成，併為近體詩的出現做好了各方面的準備。唐詩就是在此基礎上達到了高峰。

三教互相滲透，儘管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文化的發展趨於複雜化，但儒學不但沒有中斷，相反，卻有較大發展。

孔子的地位及其學說，經過玄、佛、道的猛烈衝擊，脫去了由於兩漢造神運動所新增的神秘成分和神學外衣，開始表現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

魏晉南北朝的學術思潮和玄學思潮來說，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一部分知識分子改革、發展和補充儒學的願望。

他們不滿意把儒學凝固化、教條化和神學化，故提出有無、體用、本末等哲學概念來論證儒家名教的合理性。

他們雖然倡導玄學，實際上卻在玄談中不斷滲透儒家精神，推崇孔子高於老莊，名教符合自然。

此時期，雖然出現儒佛之爭，但由於儒學與政權結合，使儒學始終處於正統地位，佛道二教不得不向儒家的宗法倫理作認同，逐漸形成以儒學為核心的三教合流的趨勢。

南北朝時代，在思想文化領域出現了不同於兩晉時期的新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