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2章 制度決定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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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慶曆年間，契丹又再次南下，這一次遼朝大軍兵臨幽涿二州，意欲南下。次年3月，遼興宗遣使蕭英、劉六符二人出使北宋，旨在索取周世宗所取瓦橋關以南十縣之地。北宋派富弼攜國書赴遼交涉，最終以“增歲幣十萬兩、絹十萬匹”了結。

據北宋《續資治通鑑長編》記載：雙方在討論環節，遼興宗提出，宋朝“須於誓書中加一‘獻’字乃可”。

宋朝使臣富弼認為，“‘獻’字乃下奉上之辭，非可施於敵國。況南朝為兄，豈有兄獻於弟乎？”

遼興宗絲毫不客氣：“南朝以厚幣遺我，是懼我也，‘獻’字何惜？”

遼興宗又後退一步，提出將‘獻’改為‘納’，富弼仍不同意，並在回國後提議朝廷不要答應遼朝的“無理”要求。

不過，宋仁宗並未聽從富弼的意見，最終許稱‘納’。

坦誠說，無論是“貢”還是“獻”和“納”，都反映了出了遼朝意欲凌駕於北宋之上的心態，甚至想做對方的宗主。

神宗熙寧年間（1068—1077），雙方關於北方邊界的一系列。

自1072年春天開始，遼朝就故意在宋遼界河挑起事端。

1074年春，遼朝派遣蕭禧為使臣，以“宋人侵入遼界”為藉口，要求雙方重新劃分河東、河北蔚、應、朔三州的地界。和預期一樣，北宋又雙叒叕對遼朝作出退讓。

1076年11月，雙方沿分水嶺重劃了雙方地界，遼朝屢次敲詐，每次都能得償所願。

值得注意的是，在北宋與西夏對峙的過程中，遼朝不時從自身利益出發，充當調停者，以提高自己“國際大國”的地位。有時甚至乘雙方戰爭之機，使用政治與軍事手段，給北宋施加壓力，趁機撈取利益。一言概之，這不僅掣制了北宋徹底解除西北邊患的努力，也讓其感受到了“壯志難酬”的。

實際上，澶淵之盟訂立後，宋遼兩國基本上維持著一個比較長時間的和平局面。但由於燕雲十六州的喪失，北宋一直處於無險可守的窘境。

遼朝的軍事威脅，仍無時不在地影響著北宋的軍政方針和國策。因此，黃河的防邊功能，受到了北宋君臣的重大關注。當然，“北宋治理黃河的政策，並不完全出自為防治黃河決溢這一因素，而是更多地與防邊緊密。

除了河防以外，北宋也經常組織人力，採取開挖塘泊、種樹等辦法，儘可能限制和防範遼朝軍隊的南下。

遺憾的是，縱觀整個北宋時期，不僅沒能用戰爭手段收復燕雲地區，一度需要透過“賜”歲幣、“增賜”歲幣，與“夷族”稱兄道弟，甚至割地的辦法求得邊境的安寧，這種恥辱感是北宋幾代君臣所不能釋懷。

宋朝皇帝代表的是士大夫地主階級的利益，對於士大夫階級而言，戰爭遠遠不如兼併土地、種地的利益高。

但凡只要能保住自己的皇位，保護自己的利益，宋朝統治不惜認一個兄長、叔父。

“公弼，燕雲恐怕無法收回了……”

陳希亮通紅的臉隨即變得蒼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