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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語權,其主體就是宋元以來的程朱理學,而洪武建文兩朝,皇帝身邊最重要的文臣們也大都是著名理學家,如宋濂、劉基、王、方孝孺等,這些理學名臣的學術主張也深刻影響到了明初官方思想文化的確立,最終形成了“理學獨尊”的局面。

所以在理學家這裡,凡事上綱上線才是正常現象。

金華學派這種不那麼嚴肅的學術思想,反倒是少見的、令人可以稍微放鬆的不過也僅僅是相對而言,根據胡季的觀察,金華學派對於現在世風的演變,也是表現出了擔憂的。

實際上,這就相當於是姜星火前世明朝中期的學術思想演變提前上演了,因為隨著商品經濟的迅猛發展和普通民眾識字率的提高,市民社會興起,文化的話語權是必然會下移至底層百姓的,包括商人、書生、市民等等,從而創造了繁榮且頗具近代特色的明代市井文化,而市井文化,又往往與傳統精英文化相對立,市井文化的興起,就代表著精英文化的沒落。

這種由經濟結構演變而來的社會文化的轉型,固然是不可避免的,但在轉型過程中,必然也面臨著掌握話語主導權的精英文化的反撲和打壓就是了。

“北宋儒學復興,王荊公新學、司馬光朔學、二程洛學、蘇軾蜀學,便是圍繞變法展開思想競爭今日思想界亦是有這般百家爭鳴的勢頭。”

汪與立呷了口茶水,慢悠悠地說道:“新學和洛學最能體現敢為天下先的氣質,與今日姜星火的思維最為接近。司馬光朔學、蘇軾蜀學,論戰之中便是對宋代祖宗之法的爭論,與今日又是何等相似?時移世易,可道理總歸是不變的我輩金華門人,今日所為,便是如當年先輩一般。”

汪與立所謂的“如當年先輩”一般,意思就是還是按照浙東學派的老傳統,積極整合儒學資源,深化對於紀綱法度的治體論思考,但是儘量不要去碰其他東西,治體論即安全又高階,有這種浙東學派傳承下來的大路可走,何必去捨近求遠呢?

治體論在華夏學術傳統中源遠流長,秦漢以降自賈誼肇始,歷經漢唐演進,在南宋理宗時期呂中的《宋大事記講義》中以系統形式得到提煉與運用,在後繼馬端臨《文獻通考》、丘《大學衍義補》中有進一步發揮。而明代立國,浙東儒者劉基、宋濂、王、方孝孺繼承推進了治體論思考,作為浙東學派的看家本領,可謂是真正能通天的學術坦途。

所謂治體論,就是對治人、治道和治法這三者的分析和研究,從荀子的“有治人,無治法”,到後來的“有治法,則有治人”,一直在進行演進,但無論處於治法、治人和治道中的任何一方出發,治體論架構都傾向於思考這一方與其他二者之間的相互影響與共生依存,可以說治體論的思維宗旨是強調總體的整合關係,並非是那種“非此即彼”的二極體思維。

這種綜合思維,也是金華學派能兼收幷蓄理學、心學、實學為一的根源所在。

“月川以為今日之世風,應較之前如何?”….

汪與立將目光投向曹端。

曹端如今算是名聲大噪了,而且是繼承的周敦頤那一脈的思想,在今日大明之學術界,已然是青年一輩中的領頭羊。

更何況,曹端手上還兼著梳理古文今文學派脈絡的工作,哪個學派不想往這種編撰整理任務的工作組裡塞些弟子呢?所以曹端有水平、有價值,汪與立說話也很客氣,沒有對於小輩的輕視。

“世風之變,自有其根源。”

曹端的道統是從周敦頤一脈繼承的,回答也沒出乎茶會眾人意料:“學欲至乎聖人之道,須從太極圖上立腳跟。道即太極,太極即道,以通行而言則曰道,以不雜而言則曰一,夫豈有二焉?然事物皆有矛盾,矛盾相生轉化,動靜變幻無窮,自然不可如一潭死水般凝滯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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