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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寫了一首《勵學篇》勉人讀書,儘管詩中有過分追求榮華富貴、功名利祿之嫌,但其生動形象的比喻千百年來久傳不衰。
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
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
男兒欲遂平生志,五經勤向窗前讀。
宋朝皇帝都用黃金屋、顏如玉來勸學,這也是為什麼宋朝讀書人津津樂道的時代,我當初也相信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結果書中啥也沒有,休學在廣州落魄時,感慨最無一用是書生。
公元1022年,宋仁宗趙禎即位。
宋朝重視文人,這使得宋朝的文化得到了繁榮發展,唐宋八大家有六位都在宋仁宗時期陸續出場。
歐陽修視綱常倫理為支配歷史興亡之“道”,思考“歷史盛衰之理”,引“理”入“史”,以《易》解史,開一代史學風氣,具有很高的史學成就。
歐陽修對文與道的關係持有新的觀點。首先,歐陽修認為儒家之道是與現實生活密切相關的。 其次,歐陽修文道並重。 此外,他還認為文具有獨立的性質。這種文道並重的思想有兩重意義:一是把文學看得與道同樣重要,二是把文學的藝術形式看得與思想內容同樣重要,這無疑大大地提高了文學的地位。
曾鞏的思想屬儒學體系,他贊同孔孟的哲學觀點,強調“仁”和“致誠”,認為只要按照“中庸之道”虛心自省、正誠修身就能認識世界和主宰世界。在政治上他反對兼併政策,主張發展農業和廣開言路。他在任地方官時,以“仁”為懷。
王安石潛心研究經學,創“荊公新學”,促進宋代疑經變古學風的形成。
“荊公新學”提出“萬物一氣”的命題,認為“氣”生成“五行”,構成萬物。認為人具有感覺和思維能力,能認識世界萬物,“天下之事,固有可思可為者”(《致一論》)。聖人可學而成,王道當可求而致。追求“德政”理想,相信“以仁義禮信修其身而移之政,則天下莫不化之也”(《王霸論》)。欲從儒家經書中尋找“變法”理論依據,與子王雱及呂惠卿重注《詩》、《書》和《周禮》,合稱《三經新義》,並於熙寧八年(1075)頒佈於學校,成為法定教材,以統一國人思想。以“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政治氣魄進行變法。主張培養“為天下國家之用”的經世人才,罷無用之詩、賦,用經義、論、策代帖經、墨義以取士。學校改革以務實為歸旨,創“三舍法”,嚴明考核和管理制度。
蘇軾、蘇洵、蘇轍三人合稱為三蘇,蘇洵是蘇軾和蘇轍的父親,蘇軾是蘇轍的哥哥。蘇氏父子是四川眉山人,他們創立的學派被稱為蜀學。
蜀學的特點是駁雜不純。蘇軾、蘇轍融儒、釋、道為一爐的思想傾向更為明顯。
哲學上蜀學以道為最高範疇,認為道不可言,不可見,“故借陰陽以言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東坡易傳》卷七)。陰陽亦不可見,不可言,“雖有婁、曠之聰明,未有得其彷彿者也”(同上)。陰陽交然後生物,其始為水。蘇氏以道為萬物本根,但由於他們以虛無為道,道生萬物因而也就是自無至有的過程,“至虛極於無,至實極於有。無為大始,有為成物”(同上)。“古者,物之所從生也,有者物之今,則無者物之古也”(蘇轍:《老子解》)。
在心性問題上,蘇氏亦受佛、老思想影響。蘇軾認為,性亦不可見、不可言。無論是日修其善而消其不善,還是日修其不善而消其善,最後總有“不可得而消者”,這既不能增加又不能減少、恆定不變的東西就是性。蘇轍則直接以佛教禪宗思想詮釋《中庸》的中、和,未發、已發,亦即性、情。他說,“中者,佛性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之總目也。”“六祖所云:‘不思善,不思惡’,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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