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9章 天下一致而百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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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老子解》）總之，蜀學在天道、人性等儒學根本問題上都“欲以虛無寂滅之學揣摹而言之”。

蜀學混淆儒、釋、道三家界限還表現在：他們認為，孔子以仁義禮樂治天下，而老子棄絕仁義禮樂，實質上沒有什麼不同，不同的只是治世的方法。孔子是“示人以器而晦其道”，因為道太玄妙，示人就道，反而會使人迷惑不解；而老子則“老於明道，而急於開人心”（《東坡易解》）。蘇氏不僅割裂道器，也混淆了孔、老之道。

在政治上，蜀學的代表人物對北宋社會弊端叢生感到不滿，對北宋的積貧、積弱的局面感到憂慮，主張改革。但對王安石領導的熙寧變法採取抵制態度。蘇軾曾上書宋神宗說：“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貴。”他以正人心、淳風俗反對王安石旨在富國強兵的改革，但對後來以司馬光為首的舊黨盡廢新法的做法也加以反對。

他們三人都寫了《六國論》。

蘇洵《六國論》：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

蘇澈《六國論》：嘗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眾，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於死亡。常為之深思遠慮，以為必有可以自安之計，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疏，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

蘇軾《六國論》：國之有奸，猶鳥獸之有鷙猛，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不察也。

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

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公元1044年，范仲淹上疏仁宗四策：“一曰和，二曰守，三曰戰，四曰備。”請朝廷力行七事：“一，密為經略；二，再議兵屯；三，專於遣將；四，急於教戰；五，訓練義勇；六，修京師外城；七，密定討伐之謀。“ ，並奏請擴大相權，由輔臣兼管軍事、官吏升遷等事宜 ，改革廣度和深度進一步增加。新政實施後，恩蔭減少、磨勘嚴密，希圖僥倖的人深感不便，於是毀謗新政的言論逐漸增多，指責范仲淹等是“朋黨”的議論再度興起。

范仲淹幼年喪父，因母謝夫人改嫁長山朱氏，遂更名朱說。

《岳陽樓記》：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公元1063年，宋英宗趙曙即位。

公元1067年，宋神宗趙頊即位。

公元1070年，王安石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位同宰相。他在全國範圍內推行新法，開始大規模的改革運動。所行新法在財政方面有均輸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在軍事方面有置將法、保甲法、保馬法等。

早在仁宗時，王安石就力主變法，《上仁宗皇帝言事書》：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訁思訁思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

為了變法，王安石也做了很多準備工作，試點也很成功。但放到全國，因為考核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