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9章 天下一致而百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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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健全，用人不當等原因，變法沒有達到“民不加賦而國用足”的目標，王安石也被許多人詆譭。

司馬光《與王介甫書》：竊見介甫獨負天下大名三十餘年，才高而學富，難進而易退，遠近之士，識與不識，鹹謂介甫不起則已，起則太平可立致，生民成被其澤矣。天子用此，起介甫於不可起之中，引參大政，豈非慾望眾人之所望於介甫邪。今介甫從政始期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來者，莫不非議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閭閻細民、小吏走卒，亦竊竊怨嘆，人人歸咎於介甫，不知介甫亦嘗聞其言而知其故乎？光竊意門下之士，方日譽盛德而贊功業，未始有一人敢以此聞達於左右者也。非門下之士則皆曰：“彼方得君而專政，無為觸之以取禍，不若坐而待之，不過二三年，彼將自敗。“若是者不唯不忠於介甫，亦不忠於朝廷。若介甫果信此志，推而行之，及二三年，則朝廷之患已深矣，安可救乎？如光則不然，忝備交遊之末，不敢苟避譴怒、不為介甫一一陳之。

今天下之人惡介甫之甚者，其詆譭無所不至。光獨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賢，其失在於用心太過，自信太厚而已。何以言之？自古聖賢所以治國者，不過使百官各稱其職、委任而責其成功也；其所以養民者，不過輕租稅、薄賦斂、 已逋責也。介甫以為此皆腐儒之常談，不足為，思得古人所未嘗為者而為之。於是財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曉財利之人，使之講利。

司馬光是慶曆新政的支持者，希望進行官僚機構的內部改革，節約國家財政支出，提高行政效率。他一開始就反對王安石變法，他主編了《資治通鑑》，希望從歷史中借鑑成功經驗，吸取失敗教訓，他用西漢蕭規曹隨的典故勸說宋神宗放棄變法。他反對王安石變法，必定是從歷史中嗅出了什麼，覺得變法不可控，所以堅決反對。而最後，也是如他所言，雖然國庫豐盈了，但民間更加貧窮，變法最終失敗了。

等到司馬光當政後，並未保留變法中合理的部分，一刀切地廢除。

王安石和司馬光的人品都很高尚，都有利國利民之心，堪稱賢能君子。兩人早年交好，兩個人還以蝨子為題寫詩互和。不過後來因為政見不同，最終分道揚鑣。如果兩個人對變法的態度還屬於一心為公的君子之爭，那麼後期的新舊黨爭，卻完全淪為了謀取私利的小人之爭，後患無窮。

公元1100年，宋徽宗即位。

章惇：端王輕佻，不可君天下。

向太后還政後不久，反對立徽宗為帝的左相章惇被罷相，韓忠彥升任左相，曾布升任右相。當時守舊派與變法派的鬥爭日趨激化，也有官員認為元佑、紹聖均有失誤，應該消除偏見，調和矛盾。於是改次年為建中靖國，以示“本中和而立政”，“昭示朕志，永綏斯民”。 但是新舊黨爭不僅沒有停止而是愈演愈烈。

靖康元年（1126年）閏十一月底，金兵再次南下。十二月十五日，東京之戰失利，金軍攻破汴京，金帝廢宋徽宗與子欽宗趙桓為庶人。

金天會八年（宋建炎四年，1130年）七月，金朝又將二帝遷到五國城（今黑龍江省依蘭縣城北舊古城）軟禁。到達五國城時，隨行男女僅140餘人。流放期間徽宗仍雅好寫詩，讀唐代李泌傳，感觸頗深。

就這樣盛極一時的北宋亡了，而且是被落後的部落蠻夷打敗的，好像不可思議，但是又在情理之中，除了北宋內部政治腐朽，內耗嚴重以外，在沒有武器技術代差的情況下，天下為公的部落軍隊組織力和靈活性明顯強於天下為家的國家軍隊。

公元1127年，宋高宗趙構即位，南宋開始。

趙構在徽宗時歷封蜀國公、廣平郡王、康王。欽宗時，金軍第一次南下幷包圍東京開封府之際，他一度入金營為質。靖康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