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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愈以夷狄之教斥佛,是拘於名而忽於實,因為真理不受地域侷限,“果不通道而斥焉以夷,則將友惡來、盜蹠,而賤季札、由余乎?非所謂去求實者矣。”韓愈斥佛“髡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為耕農蠶桑而治乎人”這是“忿其外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柳宗元其實也不贊成出家脫離生產,但認為這是枝節問題,而關鍵在於佛法包含真理。而且在世人爭名於朝、爭利於市的汙濁氣氛中,有信仰的僧人“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閒安者為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組為務以相軋也。則舍是其焉從?”
柳宗元在官場上遇到的多是傾軋、鑽營、狡詐的官僚政客,使他傷心痛苦;而他卻在出家學僧那裡找到了知音,感到他們高雅清越,沒有俗氣,可以成為遠離名利的性情之交。他讚賞浩初(龍安海禪師弟子)“閒其性,安其情,讀其書,通《易》、《論語》,唯山水之樂,有文而文之;又父子鹹為其道,以養而居,泊焉而無求,則其賢於為莊、墨、申、韓之言,而逐逐然唯印組為務以相軋者,亦其遠矣。”可知柳宗元樂與僧人遊,一取其讀書能文,二取其淡泊名利。《送文暢上人登五臺遂遊河朔序》中有“真乘法印與儒典並用”之語,又贊成文暢上人“統合儒釋,宣滌疑滯”之舉。
然而讓李曜覺得遺憾的是,儒佛如何並用、如何統合,佛法與《易》、《論語》又是怎樣相通,柳宗元語焉不詳,未能形成專論予以系統說明。他的觀點散見於論、序、記、碑之中,這月餘時間裡,因為往來學者極多,對韓愈與柳宗元的經歷、文章也談及甚多,李曜對柳宗元的認識也比過去在書本中讀到的更多。
他因此試著將柳宗元未曾形成系統的觀點概括起來,認為其佛儒會通的具體含義有以下幾點:
其一,佛教講孝敬,與儒家相合。《送元皓師序》說:“餘觀世之為釋者,或不知其道,則去孝以為達,遺情以貴虛。”而元皓師則不然,他求仁者幫助歸葬其先人,“勤而為逸,遠而為近,斯蓋釋之知道者與?”又說:“釋之書有《大報恩》十篇,鹹言由孝而極其業。世之蕩誕慢訑者,雖為其道而好違其書,於元皓師,吾見其不違且與儒合也。”《送浚上人歸淮南覲省序》亦云:“金仙氏之道(即佛教),蓋本於孝敬,而後積以眾德,歸於空無。”
孝道是儒家倫理之首,也是全社會道德行為評價的第一位標準,自漢魏以降執政者無不標榜“以孝治天下”。
佛教東漸與傳統文化發生衝突的關鍵性問題是“眾生平等”的觀念與孝親敬長的觀念的矛盾。佛教提倡離家棄親,出家修道,儒學強調敬養父母、傳宗接代,如何將這兩者加以調和是佛教華化所不能迴避的問題。南北朝以來,中國佛教學者提出兩個辨法;一是宣傳間接行孝論,二是發掘佛典中類似於孝道的內容。如劉勰作《滅惑論》說,佛家之孝在於“學道拔親,則冥若永滅”,因而非但不是不孝,而且是大孝。孫綽《喻道論》則說:“佛有十二經,其四部專以勸孝為事。”
柳宗元認為,出家人不必斬斷一切塵緣,對先輩的孝敬之道應當保留,並且在盡孝道的過程中體悟大道,即所謂“勤而為逸,遠而為近”,這樣的人能在入世中出世,才是真正的知“道”者。柳宗元同孫綽一樣,把在佛經中本不佔重要地位的報恩思想突顯出來,並且說可以透過孝道得到解脫(“由孝而極其業”),這都是用中國人的思想感情和眼光來解釋佛教,以期打通佛儒之間的阻隔。
其二,佛學講生靜性善,與儒學相合。《曹溪第六祖賜諡大鑒禪師碑》認為人類在鬥奪賊殺中喪失了自己的本質,“悖乖淫流,莫克返於初”,“而吾浮圖說後出,推離還源,合所謂生而靜者。”佛教叫人還其本來面目,也就是復性。《樂記》雲:“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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