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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認為佛家的復性即是回到人生而靜的初態,而人的天性是善的,故讚譽大鑒“其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耘鋤,本其靜。”事實上印度佛教在“人性論”上持善惡混的觀點,故瑜伽行派有三自性(遍計所執自性、依他起自性、圓成實自性)之說。但中國禪宗受了儒家“人性論”的主流——孟子性善說的影響,提出人性本自清淨、見性即可成佛的主張,影響極大,柳宗元就是就是依據禪宗的觀點來調和佛儒兩家“人性論”的。

依柳宗元的見解,孔子之後,儒學被諸子摻雜,失去本性之旨,幸有佛教才把儒學的精萃發揚出來,顯出本來面目,這樣佛教不但不是異端,而且是儒學的功臣。這一思想為宋明儒者所發揮。明代焦竑就認為佛教諸經皆發明儘性至命之理,“釋之所疏,孔孟之精也;漢宋諸儒之所疏,其糟粕也”,“釋氏之典一通,孔子之言立悟。”

其三,佛法博大能容,與《易傳》精神相合。《送玄舉歸幽泉寺序》雲:“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乎物外而恥制於世者,則思入焉。”《南嶽彌陀和尚碑》謂佛法“離而為合蔽而通,始末或異今焉同。虛無混冥道乃融,聖神無跡示教功。”這樣一種廣大無邊、圓融無礙的佛法與《周易》的“神無方而易無禮、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的精神是一致的。

柳宗元所說的佛法與《易》相合,李曜認為是指兩者皆具有極大的超越性和普遍性而言的。柳宗元在《天對》和《非國語》中以元氣解說宇宙本初,以陰陽的交感解說宇宙的運動和寒暑的變化,說明他對於《易傳》的太極生兩儀和陰陽相推之道已有較深的理解,所以用易道來比擬佛法。

其四,佛教同其他諸子百家皆可以其有益的內容為治國服務,因而與儒學的治國之道相合。柳宗元認為治道多途,應求其同而存其異。《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說:“太史公嘗言‘世之學孔氏者,則黜老子,學老子者,則黜孔氏,道不同不相為謀。餘觀老子,亦孔子之異流也,不得以相抗,又況楊、墨、申、商,刑名縱橫之說,其迭相訾毀、抵捂而不合者,可勝言耶?然皆有以佐世。’太史公沒,其後有釋氏,固學者之所怪駭舛逆其尤者也。”

言下之意,佛教亦不得視為異端,而“有以佐世”,所以柳宗元稱讚元生“悉取向之所以異者,通而同之,搜擇融液,與道大適,鹹伸其所長,而黜其奇寰,要之與孔子同道,皆有以會其趣。”佛儒用以佐世的主要功能在勸善化俗。

柳宗元在任柳州刺史時,曾自覺利用佛教改善當地民風,據《柳州復大雲寺記》:“越人信祥而易殺,傲化而勉仁,董之禮則頑,束之刑則逃,唯浮圖事神而語大,可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果然“人始復去鬼息殺,而務趣於仁愛。”

其五,僧人從道而不隨俗,有高雅的精神境界,與儒家重仁義輕富貴的思想相合。佛教導人做“自了漢”,收拾精神自我作主,而不受外物牽累,如柳宗元所說:“凡有志乎物外而恥制於世者,則思入焉。”所以真正虔誠的教徒,尤其是有文化的學僧,能夠斬斷功名利祿的俗念而醉心於佛法的追求,如元十八“不以其道求合於世,常有意乎古之‘守雌’者。”如文鬱“力不任奔競,志不任煩拿,苟以其所好,行而求之而已爾。”儒家也有“從道不從君”和安貧樂道的傳統,孔子說過“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孟子說過“窮不失義,達不離道”,都是教人建立起精神上的“大我”,不做權力的工具和外物的奴隸。在從道求真、蔑視名利這一點上儒佛是相通的。這是好儒的柳宗元同時又好佛的重要原因。

柳宗元被貶後處境艱難,心情鬱悶,遂陶醉於佛法之中以求排解,精神上得到很大的提升,有詩為證。《晨詣超師院讀禪經》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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