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9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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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的佐證，接著道：“從韓李年譜可知，韓李結識之時，韓二十九歲，進士四考方中，科考了三次都沒有考中，最後只好放棄，可以說老大無成；而李才二十三歲，可謂前途無量。兩年後李習之果然中進士第，旋授校書郎，並與柳河東交遊。元和初，又轉國子博士、史館修撰。而韓昌黎直到元和八年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僅從科名仕途的順遂與否看，李習之當年未必看得上韓昌黎，更不用說拜韓昌黎為師了。某這般說，並非以小人之心來度李習之之腹，須知國朝士子早有此習氣。”

什麼習氣他不解釋，在座眾人誰不瞭解？不過李曜只能想起南宋的洪邁，就是這樣推測張籍不願為韓愈弟子一事的。《容齋隨筆》之《四筆》卷三曰：“籍之二書，甚勁而直。但稱韓公為執事，不曰先生。考其時……韓公……年位未盛，籍未以師禮事之雲。”其實，張籍自始至終都不承認自己是韓門弟子，與韓愈“年位未盛”與否無關。但洪邁的話所透露出的唐代士林的一種風氣，頗有助於李曜認識李翱與韓愈的關係。

從稱呼到心理，李翱都不承認自己是韓愈弟子，而僅以朋友自居，事實證明，李翱的做法沒什麼不妥——要不然早有人罵他了。

韓愈雖說過“李翱從予為文”、“張籍亦學於餘”，“籍湜雖屢指教”的話，但二十世紀的古代文學史教科書談及韓門弟子往往只提李翱、皇甫湜，李漢因於韓愈身後編次韓愈全集之故也偶被提及，而張籍極少被提到。其所以如此，顯然是因為宋祁在《新唐書》中明確認定李翱、李漢、皇甫湜、賈島、盧義五人為韓門弟子，而並未提到張籍，可見誰是韓門弟子這個問題，教科書編著者們信宋祁更勝於信韓愈。而《舊唐書》既無“韓門弟子”之說，也無李翱是韓愈弟子的任何資訊，宋祁取李翱而棄張籍的原因複雜，李曜一時就難得細思了。

但就算以他的水平也知道，宋祁此種做法並不妥當。不過不幸的是，先有“歐陽修……與尹師魯輩共效韓體，稱曰古文，於是學者非韓不學，盛極一時”的事情呼之於前，後有蘇軾《韓文公廟碑》一文“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對韓愈的讚揚應之於後，從而使宋祁不妥當做法的誤導性得到加強。

想到此處，李曜不禁搖搖頭。蘿蔔青菜，人各有愛，歐宋二人鼓吹韓愈，本屬無可厚非之事，但他們把李翱當作韓愈弟子，顯然是不顧事實的生拉硬扯。不過他也知道，自古文人之喜逞偏見，絕不止於說風就是雨的地步，有時還無風起大浪呢。例如宋祁且把柳宗元置於韓愈弟子之列，他評價中唐古文時說：“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歐陽修甚至認為柳宗元連韓門弟子也夠不上：“自唐以來，言文章者惟韓柳；柳豈韓之徒哉，真韓門之罪人也！”這話顯然說得太過了，難道柳宗元真的是韓愈的弟子，或者連韓愈的弟子也夠不上，僅僅是韓門的罪人嗎？

正如置柳宗元於韓門弟子之中一樣，以李翱為韓門弟子，也是歐宋的一味崇韓所致，既倫類不當，也強人所難。蘇軾《謝歐陽內翰書》曰：“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韓而不至者為皇甫湜，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為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可見他並未把李翱當作韓愈的弟子，《韓愈論》一文主要也是在批評韓愈，但《潮州韓文公廟碑》一文對韓愈的頌揚反而誘導人們相信李翱為韓愈弟子的說法。

一方面由於韓愈在古文創作上畢竟業績不俗，其抗顏為人師的做法也聲名甚響，二方面由於後來的推崇者歐陽修、宋祁、蘇軾三人作為世出無幾的一代文豪，其言論之所向，自然無不披靡，所以就給人們造成這樣的印象：韓愈在古文興盛時領袖群倫，且門下弟子甚眾，連同韓愈一樣被諡為“文公”的李翱也是其中之一。這一點幾乎成了理所當然的事情，無人敢於質疑。後來的四庫館臣及20世紀多數古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