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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或者更準確地說，&ldo;二戰&rdo;導致的蘇聯與德國對波蘭的侵佔，第一次將波蘭的鄉鎮暴露在極權主義政權的統治之下。一個飽受苦難的社會在面對挑戰時變得脆弱、動搖，對於兩次侵佔的集體經驗導致了極端的道德淪喪（deoralization），這都是意料之中的。想要理解這些事情的本質，我們甚至不需要參考那些閱歷深廣的知識分子對此事做出的精密分析，比如文學學者卡齊米日&iddot;維卡（kaziierz wyka）關於戰爭對波蘭社會之影響的精彩研究。7當時的任何資料都能證明戰時盜竊和酗酒現象之普遍，光是回憶一下這些現象，就足夠了。為了進一步說明，讓我們再來看看1948年波蘭齊特尼克出版社（czytelnik）舉辦的一個公開&ldo;競賽&rdo;收集而來的材料，許多農民向這個競賽投稿，他們的戰時經歷因此被編成選集。克雷斯蒂娜&iddot;克斯滕（krystyna kersten）與託馬什&iddot;沙羅塔（toasz szarota）編輯出版了《波蘭農村，1939‐1948》（polish untryside,1939-1948）一書，該書共四大卷，收錄了約15萬人的投稿。8

對我來說，那段時期中道德崩解的最令人震驚的例子，是華達維斯（wadowice）附近某個村莊的一個農婦講述的故事，這個故事說明，不謀殺無辜之人的文化禁忌已徹底瓦解了。這個故事是一首愛與無私犧牲的讚美詩，在其中，沒有人被殺害。卡洛奇婭&iddot;薩佩託娃（karolcia sapetowa），一個&ldo;前女僕&rdo;，在猶太歷史委員會留下了下面這份證詞，它目前藏於華沙猶太歷史研究院：

我們家由三個孩子和他們的父母組成。最小的孩子薩米&iddot;霍赫瑟（say hochheiser）是個小女孩，暱稱叫薩莉（sally），最大的孩子叫伊茲（izzy）。戰爭第一年，孩子們的父親就被殺害了。所有猶太人都被集中隔離進猶太居民區之後，我與他們分開了。每天我都要帶著我能帶的所有東西去猶太居民區，因為我實在非常想念那些孩子，我視他們如己出。猶太居民區的情況最糟糕的時候，我把孩子們接到我的住處與我同住，直到騷亂平息。他們在我家感到舒服自在。1943年3月，猶太居民區遭到肅清。最小的男孩兒那天剛巧在我家。我來到猶太區的大門前，那裡站滿了德國黨衛軍和烏克蘭人[即德軍的輔警，由以前的蘇聯公民組成，波蘭人有時會將他們統稱為&ldo;烏克蘭人&rdo;]。人們發瘋似的到處亂跑。帶著孩子的母親無助地聚集在大門附近。突然，我看到薩莉、伊茲和他們的母親。後者也看到了我，她悄悄地在小女孩的耳邊說&ldo;快去卡洛奇婭身邊&rdo;。薩莉想也沒想就像一隻小老鼠一樣在烏克蘭人的高筒靴中穿梭著擠了出來，奇蹟是，那些人都沒有注意到她。她無助地張開雙手，奔向我。我渾身因恐懼而僵硬了。我與薩莉和一個阿姨一起回到了我的村子，華達維斯附近的維塔諾維採村（witanowice）。伊茲和他母親被重新安置了，自那以後就再也沒有他們的訊息了。生活艱難不堪，我們必須相信，只有奇蹟救得了這些孩子。

一開始，孩子們還能到屋外去，但隨著戰事日漸緊張，我不得不把他們藏在家裡。然而，即便是這樣也無濟於事。當地人知道我藏匿了猶太兒童，因此不斷威脅我，困難從四面八方而來。他們威脅我，這些孩子必須交給蓋世太保，如果不這樣，整個村子都會因此受牽連，德軍可能會報復性地燒村或屠村，等等。村長是站在我這邊的，這時常能給我以慰藉。對於那些較為激進或固執的村民，我偶爾會送去禮物或直接用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