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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1941年夏天，透過參與迫害猶太人，這些地區的居民不僅討好了新的當權者，還從他們的暴行中獲得了物質利益（顯而易見，屠殺行動的積極參與者能先於他人挑選猶太遇害者的財產），同時農民們也抒發他們長久以來對猶太人固有的憤恨，可謂&ldo;一舉三得&rdo;。除了這些原因，納粹的慫恿以及在民眾中輕易就能煽動起來的復仇情緒‐‐為了蘇聯侵佔時期他們所遭受的侮辱而要與&ldo;猶太公社&rdo;秋後算帳‐‐都促使波蘭人對猶太人施暴。這麼多因素雜糅在一起，誰能在如此強大、邪惡的誘惑面前無動於衷？11當然，有一些先決條件是不可或缺的：人際關係的殘暴化、道德淪喪，以及德軍對一般民眾使用暴力的準許。但兩次侵佔期間，蘇、德政府都使用過這些手段和機制。不難想像，耶德瓦布內大屠殺中最積極的參與者，也是蘇聯內務人民委員會的秘密合作者（在米索雷夫上校寫給黨委書記波波夫的一份報告中曾提及這些人的名字）。他們和勞丹斯基是一類人；後者在其自傳中曾一筆帶過：他在為德國人殘殺猶太人之前，曾經為蘇聯政府做過間諜。

對史達林主義的社會支援

然而，時間並沒有停在1941年。如果我們承認我在上文提及的&ldo;機制&rdo;在心理學和社會學上都是可信的，那麼我們就要面對一個有趣的假設，該假設關乎1945‐‐1948年間共產主義政權在波蘭上臺執政和建立根基的過程。鑑於前文所述，我在此大膽提出以下觀點：戰後，在共產黨接管波蘭的過程中，它在地方上的天然盟友，就是在德國侵佔期間通敵的那些人。

我們當然知道，對許多人而言，共產主義是他們真正願意投身的事業；許多人在戰前、戰後支援共產黨，是因為他們真的信仰共產主義‐而並不是因為他們見風使舵，也不是因為當時蘇聯紅軍駐守在波蘭的每個角落。但除了從這樣一群信念堅定的理想主義信仰者中獲得支援，20世紀的波蘭政府往往還會利用另一種截然不同的人力資源。在當局最重用的工作人員和心腹親信中，也不乏毫無原則、信仰的人。很多學生已經論述過這一點。1

沃格林所說的&ldo;烏合之眾&rdo;（他們在戰時的波蘭為納粹幹盡髒活累活）怎麼就不能在五年後成為史達林主義權力機器的中流砥柱？如我們所知，共產主義者的忠實擁護者在波蘭少之又少，我認為他們是這臺權力機器的核心，而其外層，就是這些烏合之眾。他們有什麼非遵守不可的原則會讓他們拒絕為新的主人服務？他們怎麼會放棄在參與當地（恐怖）權力機器運作時將得到的特權？比起去警察學校，難道他們更願意坐牢嗎？勞丹斯基在寫下&ldo;我堅信，在像我一樣的人民的幫助下，我們的工人制度會更加穩定&rdo;這樣的話時，他腦海中浮現的不正是這類人嗎？

我們也可以從社會而非權力機器的角度來思考共產主義政權擴張的過程，那或許是一個更好的視角。在這個層面，在我看來，戰時有猶太人被當地居民殺害的社群，在蘇維埃化程序面前，會顯得尤為脆弱、易動搖。如此，問題就很簡單了：一個剛剛被捲入過謀害自己近鄰的地方共同體，能夠對剛剛上臺的政府做出這種反抗的回應嗎？誰能相信一群殘殺過同類或被指責為劊子手的人？不僅如此，如果我們曾經充當過暴力的工具，我們又有什麼立場去反對同樣用暴力來對付我們的人？

這個問題最好作為事實性問題，由實證分析來解決。但在目前階段，這個問題暗示著一個非常有趣的假設：戰後，協助蘇聯式政權在波蘭扎穩根基的並不是猶太人，而是反猶主義者。這個假設顛覆了關於那個時期的公共認知。畢竟，戰後，在波蘭的許多區縣、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