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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奏效,太武帝聞奏十分高興,立刻派人將“天師”接到宮中,並派人奉皇帛、犧牲,南下祭祀嵩山,還將寇謙之在嵩山的弟子,接到平城。於是“天師”“帝師”,一齊擁來;宣佈天下,顯揚新法,道業大盛。
寇謙之在宮中辟穀不***神奕奕;扶乩請神,天相多多;畫符鎮災,希冀太平;講經論道,施術弘教,深得太武帝的器重。
寇謙之居帝師之位,便釋出遵老君訓誡改革天師道。同時,考慮到大魏治國必須用儒學,而自己幼不好儒,成為缺陷;崔浩有求必應,急需應用,稍稍彌補了自己的儒學空白的短處。崔、寇二人用儒道治國的方略,在朝中逐漸得到了落實。
寇謙之為了取得皇帝的信任便大顯神手,積極參加北魏的軍事行動。始光二年(公元425年),大夏王赫連勃勃病亡,其子赫連昌繼位。對是否西伐大夏,朝臣意見不一。崔浩主戰,長孫嵩主和,太武帝傾向主戰,意志不堅定,特請來寇謙之“天師”決定吉凶。寇謙之首先同意崔浩的意見,認為大夏曆年窮兵黷武,民心不安;又新喪國君,政局不穩。如出兵征伐,定會一石三鳥,取得勝利。於是,寇謙之在宮中,大作法事,祈禱勝利。後對太武帝說:“此戰必克,陛下以武應天運,當以兵定九州,後文先武,以成太平真君。”
太武帝十分高興,於是親率一萬八千輕騎西征,結果大挫西夏元氣,俘敵軍數萬,繳獲牲畜十幾萬頭,虜夏人萬餘家,凱旋而歸。
寇謙之以其道術、法術和權術、謀術,連連相扣,術術應手,終於在北魏,站穩了腳跟,實現了“國師”之夢,如願以償了。
推行新道
寇謙之改革後的新天師道,在北魏轟轟烈烈發展著。太武帝崇奉天師,顯揚新法,並下詔給寇謙之及其弟子授予高官顯爵,寇謙之謝絕了。太武帝下令對寇謙之處以方外之禮,於是,讓“天師及其弟子,並列在王公之上,不聽稱臣”。太武帝還下令,為寇謙之師徒在京城東南(象徵嵩山)修建了五層高的道壇,遵其新經之制,取名“玄都壇”。住道士一百二十人,朝廷供給衣食。道士、道徒每日“齋肅祈請,六時禮拜”,每月舉行一次“廚會”,有數千人參加,費用由國家供給。太延六年(公元440年),太武帝根據寇謙之的建議,改元“太平真君”,後又應寇謙之所請,親自至道壇受符籙。自此,北魏歷代皇帝即位時,都至道壇受符籙,成為一種規制。如文成帝拓跋浚於興光元年(公元454年),“至道壇,登受圖籙”。獻文帝拓跋弘於天安元年(公元466年),“幸道壇,親受符籙”。
寇謙之去北魏平城以前,朝廷民間多信佛教;寇謙之的新天師道得到太武帝崇奉之後,自然影響到佛教的發展。因崇奉道教,再加上崔浩及眾道士的挑撥,太武帝決意滅佛,下詔各州殺僧人,毀佛像,禁民信佛。北魏佛教受到毀滅性打擊而衰敗。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三武一宗”滅佛事件的“太武滅佛”。然而,寇謙之對太武帝滅佛活動,不太熱心,甚至反對。他認為道教己處於國教地位,佛教己無力相爭,沒必要排佛,況且新天師道吸收不少佛教義理,二者互相融合,可以共處,根本沒有發展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他更認識到以太子晃為首的胡漢貴族崇信佛教,排佛過於激烈,勢必影響政局不穩,不利道教。所以,對於執意滅佛的崔浩,寇謙之意識到他目中無人,必然會招致殺身之禍,因而刻意與之保持距離。
寇謙之不僅想到崔浩的未來災難,也想到了他自己的現狀,他以太武帝名義修建“靜輪天宮”,因“必令其高不聞雞鳴狗吠之聲,欲上與天神交接,功役萬計,終年不成”,而招致大臣們的非議:“寇謙之想以無止境的時間,辦不可能辦到的事,費損財力,疲勞百姓,恐怕不太合適吧?”太武帝也認為無不有理,寇謙之很清楚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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